关于强奸罪立法空白的几点思考/彭洋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3 07:13:47 浏览:8832
来源:法律资料网
近年，随着有关性侵害犯罪的新情况不断出现，我国《刑法》原来规定的强奸罪等关于犯罪主体和对象的规定，已经不能满足对保护公民的性自主权方面的需要。比如，立法上对同性性侵害行为等问题就存在着空白。同性恋在我国已经成为一种现实存在，同性性侵害案件屡见报端，前不久爆料的“女导演性侵女星”事件、“上海名师涉性侵多名男生”事件和“北京保安‘强奸’同事”案等，一系列案件都在冲击着公众的固有观念。北京朝阳区法院2011年1月对“强奸”18岁男同事的保安李某，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这是我国首例对同性之间性侵害作出的有罪判决，但以故意伤害罪来判决，也显示出法官对法律空白的无奈。另外，自1997年修订时将嫖宿幼女罪刑法从强奸罪中单独分立后，法律界对该罪有关罪名、量刑和内在逻辑等问题，就一直争议不断。随着近期发生在浙江丽水、福建安溪、贵州习水、陕西略阳和浙江永康、河南永城等地的涉嫌嫖宿幼女和强奸幼女案件的不断曝光和宣判，社会各界有关嫖宿幼女罪的存废和修改之争，更是达到白热化程度。有关如何严厉打击针对未成年人的性犯罪问题，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也是法律界同仁面临的新问题。上述立法上的空白与不周延，使这类案件的加害人得不到法律有效的制裁，受害人也不能得到有效保护，无形中纵容此类犯罪，导致这类案件发生率逐年升高。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笔者就如何从立法上对性侵害犯罪的予以完善进行探讨，以期达到预防该类犯罪、保障公民性自主权的目的。
一、当前强奸罪的立法现状
（一）女性主体的缺位我国法律明文规定,强奸被害人只能是女性,强奸罪犯只能是男性。其理由大致如下:1、强奸犯罪属于性犯罪,其社会危害性主要体现在它侵犯了女性的性自由。男性是性行为的主要攻击者,女性不可能成为强奸男性的主犯。2、虽然法律规定强奸犯罪被害人只能是女性,但认可女性可以成为强奸犯罪中共同犯罪人,如利用、教唆、或者帮助男性强奸女性。在刑法理论上,这些女性分别被称为间接正犯、教唆犯或帮助犯,司法实践中,法律常常视为强奸共犯且以强奸罪定罪量刑的。
（二）男性性权利得不到保护
事实上，就性权利保护而言，我国现行刑法主要规定有第二百三十六条的强奸罪，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分别规定的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和猥亵儿童罪，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组织卖淫罪和强迫卖淫罪。依据这些条文规定，除组织卖淫罪和强迫卖淫罪对男性性权利有保护外，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及猥亵儿童罪的犯罪对象均不能为14周岁以上的男性。也就是说，14周岁以上的男性因受强制而被迫与他人发生性交或者猥亵之行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按照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在我国男性是被明确地排除在被害人的范围之外的。也就是既否认女性强奸男性成立犯罪的可能，也更不承认男性对男性的性侵犯成立强奸罪。
因此，按照罪刑法定的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此类案件是不可能以强奸罪论罪的。由本案的审判结果可见，这则被称为全国首例“男男强奸”的判决并没有惩罚被告人的“强奸行为”，男性特别是那些未成年男性的性权利，还处于法律空白状态。
（三）嫖宿幼女罪或成犯罪分子免死牌
从1997年《刑法》修改将嫖宿幼女设为单独罪名时起，该罪名的存废争论一直没有停止。按照现《刑法》规定，奸淫幼女作为强奸罪的法定从重情节，按强奸罪量刑，最高可至死刑；嫖宿幼女罪法定刑为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一般最高刑为15年有期徒刑。可见，嫖宿幼女量刑比强奸幼女要轻得多。
二、完善强奸罪立法现状的建议
（一）增设强奸罪的女性主体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性观念的解放,女性可以成为强奸罪的直接正犯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英国警方透露,英国两名年轻女性将一男子诱骗至酒店的房间内,趁其不备将该男子捆绑在椅子上,强行给其喂食了“伟哥”并强迫与之发生性行为。作为保障人权的现代刑事立法应该作出积极的回应,这不仅是宪法规定的男女平等法律原则和观念的体现,也是现代法治的根本要求,此不赘言。为此我国刑法应该参照国外一些国家修改强奸罪的成功做法,将“强奸妇女”修改为“强奸他人”,以体现对男女的平等保护。
（二）增加男性为强奸罪的犯罪对象
长期以来，受到男性比较强势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历来只注重保护女性的性权利，对男性性权利的保护远远不够。随着社会的发展，这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我国男性性权利等人身权的刑法保护需要。我们不可否认法律会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是法律也应该做到实事求是，符合现实的需要，面对近年来我国时有发生的“强奸”男性案件。关于如何在刑法中更好地保护男性的性权利，学者之间有一些不同的认识，笔者建议在我国现行刑法典第二百三十六条中将强奸男性作为专门的一款加以规定。
这有两个方面的好处：一方面，这有利于区别不同的男性被害人设置不同的强奸罪构成条件。在当前我国社会背景下，人们对于强奸男性的社会危害性还存在不同的认识。为了减少这部分人的顾虑，我国可以通过增加对强奸男性被害人入罪的一些限制性条件，如限制男性被害人的年龄、身体或者其他方面的条件，适当提高入罪门槛，以便更好地获得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
另一方面，这有利于针对强奸男性的行为设置不同的量刑情节。考虑到强奸男性与强奸女性在具体行为方式上的差异，我国可以考虑在刑罚轻重上对强奸男性与强奸女性作一些区分，如可考虑规定强奸男性的法定刑之设置适当轻于强奸女性，以更好地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总之，为了加强对男性性权利的保护，我国有必要采取合理的立法方式，将男性纳入强奸罪的对象范围。
（三）建议废除“嫖宿幼女罪”
劳动部工资局复女职工非婚生育时是否享受劳保待遇问题
劳动部工资局
劳动部工资局复女职工非婚生育时是否享受劳保待遇问题
劳动部工资局
甘肃省劳动局：
你局八月三十一日（65）劳薪字第0678号函收到。现简复如下：
女职工非婚生育时，不能按照劳动保险条例的规定享受生育待遇。其需要休养的时间不应发给工资。对于生活有困难的，可以由企业行政方面酌情给予补助。
1965年9月10日
论提单的货物象征性质1
王震宇
（南昌大学法学院99级学士 江西 南昌 330047）
【摘 要】 提单可以代表运输途中的货物进行有条件转让的性质是现代提单的一个显著特征。提单的货物象征性质最初起源于商业习惯，后逐渐被各国法律所认可。由于受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影响，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提单法规范存在许多差异。本文运用历史和比较的方法对这些国家的提单立法及相关理论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 提单货物象征性质 物权证券 document of title
一、提单货物象征性质的历史回顾
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提单这份源于欧洲商人的‘发明’的单证，通过几百年来的实践、习惯做法与改良，已成为国际贸易与航运的基石”2。考察国际贸易的历史就可以发现，提单所以能够成为国际贸易与运输中最为重要的单证，其原因皆源于提单被视作货物的象征，从而使得商人们能够通过买卖这份薄薄的单据来买卖在途货物，国际贸易从此被人们形象地称作“单证交易”。不过，这一切都是就现代提单的特征而言的，在提单被使用到海上商贸活动的早期，它还没有被赋予代表运输中货物的性质。
提单出现之前，贸易商们除了进行商业谈判以外，连货物运输这样的事也是亲自出马，运输在当时是商人贸易活动的一部分。随着航运技术的进步，商人们从“船货一家”的格局中解放了出来。在同买方谈定交易条件后，货主便将货物交给专门负责海上运输的船主，为保证货物安全，并证明货物被船长接管，货方便要求船方向其提供一份起到收据作用的证明文书，这份文书通常被认为是现代提单的雏形3。这就是提单产生过程中被赋予的第一种性质或功能——货物收据。然而那时提单上完全没有责任条款，在发生纠纷时对于货方十分不利。因此为避免和减少纠纷的发生，逐渐地商人开始在提单的背面写入若干运输合约条款，这是提单被赋予的第二种功能——运输合同证明。
由于货物通过海洋从一个港口运到另一个港口往往需要很长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商人无法用货物去从事交易，因此对于视时间为金钱的商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损失。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商人们又开始赋予提单一种新的功能，即被用以代表运输途中的货物，通过处置提单达到处置货物的目的，这使得商人们能够将提单用于其在银行的融资担保，或是通过背书或交付将在途货物转卖给其他人。自此，提单开始具备区别于其他运输单据的显著特征——象征在途货物本身，其转让与货物的转让具有相同的效果。4提单获得货物象征功能直接导致国际货物买卖的形式从实物买卖向单证买卖过渡，国际贸易也因而蓬勃地发展起来，此时的提单才真正成为了现代意义上的提单。
二、提单货物象征性质之法律规范及法理基础
虽然提单的货物象征性质在商人习惯中得到了普遍地承认，然而只有等到这种性质被各国法律所吸收、认可，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制度保障。各国显然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它们通过不同的途径，法院判例或成文立法，虽然在时间上看有早有晚，但最终都通过法律的形式将提单的货物象征性质确立了下来。
（一）各国关于提单货物象征性质之法律规范
1．英国法
将提单转让视同货物转让原先一直是作为地中海的商人习惯存在5，直到1794年英国法院作出关于Lickbarrow v.Mason案6的判决时为止，这项习惯做法才正式被作为一项先例在判例法上确立下来7，即承认提单的转卖就象征着货物的转卖。1855年，英国制定了关于世界上的首部提单立法《1855年提单法》。虽然它的正文部分很短，总共只有三条。但这部法律在当时却是意义重大，依照《1855年提单法》第一条的规定：提单上指定的收货人或经合法背书的受背书人，基于该转让或背书，而视为该提单的运输合同由承运人和该收货人或受背书人间所缔结，因此，该收货人或受背书人可享受该契约的一切权利，但同时也需负担所有义务。自此，通过接受卖方的背书或交付而获得提单的买方不仅拥有了对货物的合法处分权利，而且拥有了向承运人起诉的权利8。不过由于这项应急性的立法只是针对货物所有权当然地随提单转移的情形，而对于海运实践中千变万化的情况则考虑不足（比如，在货主转移提单但并不愿转移货物给买方的情况），于是便在事实上造成了许多买方无法通过这项立法获得起诉承运人的权利9。随着时代的变迁，国际贸易的交易方式渐渐产生了变化，运输单证也不仅局限于提单。因此，英国以《1992年海上货物运输法》取代了使用了长达137年之久的《1855年提单法》。与旧法相比，新法仍然采取法定让与的方式，使提单持有人与托运人产生合同关系，而差异在于：其一，新法扩大了适用的范围，旧法只适用于提单，新法除适用于提单外，还适用于海运单及交货单；其二，旧法规定合同下的诉权随货物权利的转让而移转，新法改为合同下的诉权因提单被合法的持有人持有而移转；其三，旧法为权利义务一并移转，新法将权利与义务的移转分别处理。依照《1992年海上货物运输法》第2条第(1)项的规定，只要提单转到合法持有人的手上，他就被视为原运输合同的缔约人，得享有该合同的所有权利。因此，不论是否货物的所有人，只要是合法的提单持有人，即可享有诉权。
2．美国法
美国提单立法的历史晚于英国，具有代表性的有《哈特法》、《美国1916年联邦提单法》。《美国1916年联邦提单法》第111条直接将合同诉权赋予了提单持有人。以下是《1916年联邦提单法》有关提单货物象征性质的规定：
第111条：指示提单的受让人取得的权利
指示提单合法流通给他的人取得：（1）将提单流通转让给他的人有的或有权给善意付对价买方的对货物的权利。以及收货人和托运人有的或有权给善意付对价买方的对货物的权利。（2）承运人根据提单条款为其占有货物的直接义务，就如同承运人和他签定了合同。
第112条：提单受转让人的权利，给承运人的通知
提单转让而非流通给他的人，对出让人而言取得货物的权利，与出让人另有约定优先，如果提单是记名提单，该人同时取得权利通知承运人提单已转让给他因而他成为承运人在提单转让前对出让人所负义务的直接权利人。
3．日本法
根据《日本商法典》第776条的规定“第572~575、584条的规定，准用于船运证券”。《日本商法典》第575条规定：“按照提货单的约定，将交付应受领所运货物的人时，对于取得行使所运货物上的权利而言，其交付与交付所运货物有相同效力。”
4．台湾地区立法
由于历史上我国台湾地区民事立法和日本民法有继受的关系，因此和《日本商法典》的规定极为相似。《海商法》第104条规定：民法第627条至第630条关于提单之规定，于载货证券准用之。《民法典》第629条规定： 交付提单于有受领物品权利之人时，其交付就物品所有权移转之关系，与物品之交付，有同一之效力。
（二）提单货物象征性质法律规范之法理基础
鉴于前面引用的这些立法文件，横跨两大法系的国家或地区。又因为各国立法背景及法律传统上存在诸多差异，仅此尚不足以对各国法律上规定有清醒明确的认识。只有从理论上做进一步的分析，才能加深对各国法律相关规定的理解。笔者接下来按法系（以台湾地区法和英国法为例）分别进行阐述。
1．大陆法系的“物权证券/提单物权效力”理论
我国台湾地区海商法将提单称为“载货证券”（陆上运输之提货单称为“提单”），名称虽然有别，意义相同。台湾地区海商法理论同样承认提单的货物象征性质，表现在台湾地区海商法中规定的载货证券应当准用台湾民法第629条关于提单的规定，因此按照台湾民法第629条，交付载货证券于有受领物品权利之人时，其交付就物品所有权移转之关系，即与物品之交付有同一之效力，台湾地区学者通常此为载货证券之物权效力。又因为“载货证券原为装载货物之收据，但因其有转让货物之效用，故具有一般证券之性质，与陆上运送之提单相同，属于有价证券之一种。”10所以载货证券之物权效力又被学者称为载货证券之物权性，载货证券也被认为有价证券中的物权证券。11
在台湾地区法学界里，只要提到提单是一种物权证券，就很自然地会人们使联想到提单是货物的象征，提单转让被视同货物的转让。然而笔者注意到人们对于提单是物权证券这样一个命题或说结论，往往只是停留在对台湾《海商法》和民法条文的引述上（即“交付提单于有受领物品权利之人时，其交付就物品所有权移转之关系，即与物品之交付有同一之效力”），而没有对这种法律关系作进一步的分析讨论。只是认为提单具有物权效力，至于何来这种效力，却不甚明确。下面笔者就运用民法理论，试着解释这种效力的依据。
先从法律条文入手，“交付提单于有受领物品权利之人时，其交付就物品所有权移转之关系，即与物品之交付有同一之效力”。分析本条文的内容，讲的是一个提单的转移涉及到货物所有权的转移的问题。按照民法学基本原理，货物所有权的转移属于物权法上的物权变动制度的范畴。12众所周知，物权具有排他性，因而物权的变动常发生排他效果，如果不具有使权利行使人以外的他人知悉其变动的征象，则难免导致对第三人的不利局面。所以民法上有所谓“物权公示”制度，“物权的公示，指物权享有与变动的可取信与社会公众的外部表现方式。”13因此，权利人不仅是变动物权，即使是享有物权仍需公示。
在大陆法系各国，物权的公示方法，因不动产物权或动产物权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不动产物权以登记和登记之变更作为权利享有与变更的公示方法，动产物权以占有作为权利享有的公示方法，与以占有之转移即交付作为其变更的公示方法。社会公众可以通过占有和交付等知悉物权的享有和变动情况。
物分动产与不动产，海上运输的货物属于动产。货物所有权的转移也即属于动产的物权变动范围，因此以交付货物作为所有权转移的公示方法。例如我国《民法通则》第条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14”然而根据国际贸易和海运的实践，从事国际贸易的卖方通常是将货物交给装港的承运人，由承运人负责运抵卸港后放给买方收货人，而非直接将货物交付给与他有买卖合同关系的买方。交付或背书给买方的通常只是一纸提单。所以说在国际贸易中，实际情况是转移货物所有权并非直接通过交付货物来完成的。既然所有权的转移不是通过现实地直接交付货物，那么是否可以认为这就违背了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呢？
依照传统民法理论，所谓交付，不独包括现实交付，而且也包括观念交付。15所谓现实交付，即指动产物权之让与人，将其对于动产的现实的直接的支配（管领）力，移转于受让人。例如，托运人将货物交给承运人的行为；观念交付，又包括简易交付、占有改定以及指示交付三种。所谓简易交付，即指在受让人已占有让与人之动产的情形下，无须受让人返还原物复由让与人为交付行为，当让与合意成立时，即生让与之效力。例如，甲对乙说其借给乙的书不用还了，乙也表示同意；所谓占有改定，即指让与动产物权时，让与人与受让人缔约，使让与人继续占有动产，而受让人同时取得对动产的间接占有，以代交付。例如，甲将本应交付于乙的手表留下使用，并与乙成立借用合同，使乙取得间接占有，以代现实交付；所谓指示交付，“学理上又称让与返还请求权或返还请求权代位”16。简言之，指让与人让与动产物权时，作为标的物的动产，仍由第三人占有的，让与人可以将其对于第三人之返还请求权，让与于受让人以代交付。至于第三人之返还请求权的性质，“兼指债权的返还请求权与物权的返还请求权”17。例如，甲将自行车出租于乙，后甲又将车出卖给丙时，并未现实交付该车于丙，而将对甲的返还租赁物的请求权让与于丙，以代交付。
如前所述，提单下的货物所有权转移并非通过现实交付，因此笔者认为只能从观念交付角度考虑，而考察的三种形态，发现只有指示交付与之最为接近。
按照民法中的占有理论，占有依据不同的状态有不同的分类，有权占有和无权占有，善意占有和恶意占有，瑕疵占有和无瑕疵占有，自主占有和他主占有，单独占有和共同占有，自己占有和占有辅助，直接占有和间接占有等等。托运人将货物交承运人装船后，承运人对货物的占有为直接占有，有权占有、占有辅助，托运人依运输合同对货物成立间接占有、合法占有、自己占有，并且“运送人因受取运送物而负担返还义务” 18，对承运人而言，即为返还请求权19。因此，在托运人需要将货物让与给第三人时，并非对货物进行现实地处分，而是将其对于承运人的货物返还请求权让与给买受人，以替代对在途货物的现实交付。买受人获得对在途货物的间接占有以及在卸港对承运人的交还货物请求权。托运人通过让与返还请求权观念性地转移了货物的所有权。
大陆法系国家法理论一直将提单作为有价证券之一种20，是有充分的理由的。按照证券法原理，证券权利的享有和行使以持有和提示证券为必要，而提单权利的行使皆需要持有提单。正如学者所言：“提单表彰运送契约上之债权，尤其将运送物之交付请求权证券化” 21。所谓权利的证券化，“就是指把权利表现在证券上，使权利与证券相结合” 22，在海上运输契约，就是将货物的返还请求权证券化，使这种请求权和作为有价证券的提单相结合，提单即为权利。
结合前面关于货物交付部分的分析，托运人将返还请求权让与给买受人而转移货物的所有权，在现实中即是通过让与一张代表着返还请求权的提单来实现的。换句话说，提单的转让之所以具有使货物所有权转移的效力，原因在于具体地转让提单替代了抽象地让与返还请求权，效果是使货物被替代性地交付给了提单受让方。转让提单等同于让与出卖人对承运人的货物返还请求权，取代了货物的现实交付而发生让与货物的效果。
如果没有观念交付理论，就解释不了为什么在不转移物之占有的情况下仍能够让与货物；若没有权利的证券化理论与之配合，单纯的提单转让也不可能发生让与货物的效果。因此，笔者认为，在观念交付理论和权利证券化理论的配合作用下，提单转让才被视同货物转让，提单才具有了货物象征的性质。这两种理论间的相互协作构成了大陆法系提单物权效力制度的理论来源。23
2．普通法系的“document of title”理论24
“提单的主要目的是使对提单项下的货物享有权利的人能够在货物运输的过程中通过处分提单来处置货物。按照商业惯例，占有提单，在许多方面就等于占有货物，而提单的转让通常具有与交货本身同样的效果。因此，提单货物的象征。所谓提单是一种权利凭证，指的就是提单的这种作用。” 25诚如施米托夫教授所说，在普通法系国家，每当提到提单是一种document of title时，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和提单能代替货物进行转让的这种属性联系起来。然而想要真正说清楚document of title的含义，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英国的权威法学著作Benjamin’s Sale of Goods一书中，可以找到以下关于document of title的论述：“在普通法下，对权利凭证没有权威的定义，但是，一般认为它是一份涉及货物的凭证，其转让会转让对货物的推定占有（权），并也可能会转让对货物的财产（权）。”26在另一个著名学者Paul Todd所著的Bill of Lading and Banker’s Documentary Credits中，作者谈到：“由于货物的交付必须提交正本提单，这意味着提单的转让也就能转让对卸下的货物进行占有的权利。基于这个原因，提单被说成转让了对货物的推定占有（即对货物进行占有的权利）。”而在Carver’s Carriage by Sea一书中，也有以下阐述：“占有货物的权利转让给了提单的受让人，而提单是货物的象征，并且它的转让就象征性地转让了对货物本身的占有。”27通过比较这些著名学者们的论述，可以发现，他们在强调提单的货物象征性质的同时，几乎都谈到提单转让时货物的推定占有权（contructive possession）也随之转让这一点。提单的货物象征性质好理解，实际上就是对长期形成的商业习惯给予了认可。但“推定占有权”指的是什么？笔者认为有必要从英美法系的财产法理论中去寻找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