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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诉讼信托:内涵阐释、比较分析与立法建构

徐卫



摘要：诉讼信托有其特定内涵。诉讼信托不同诉讼担当、诉讼代理和债权信托。我国信托法否认诉讼信托的有效性，这种做法不具合理性，应加以修正。未来诉讼信托立法应注意分别从信托法、诉讼法以及环境保护法等特别部门法的层面进行构建。

关键字：诉讼信托;信托;信托法;立法认可


一、诉讼信托的内涵阐释

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有对诉讼信托进行定义并加以详细说明者。尽管尚无定义参考，但结合信托基本原理，我们可将诉讼信托定义为:诉讼信托是委托人将债权等实体权利及相应诉讼权利转移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以诉讼当事人的身份，为实现实体利益进行诉讼，产生的诉讼利益归于受益人的一种信托制度和诉讼当事人形式。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托，诉讼信托既具有信托的一般特征，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成立诉讼信托须以同时转移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为前提。信托成立的一个重要步骤，乃是委托人将财产权转移给受托人[1]，因此，成立诉讼信托首先必须转移财产于受托人。但委托人转移的财产必须是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权利总体，而不得是债务及单纯的诉讼权利。一方面，信托是一种财产管理并使受益人受益的制度设计，信托财产须是积极财产而不包括消极财产[2]。委托人若将债务等消极财产成立诉讼信托，显然违背信托财产“积极性”要求。另一方面，信托财产作为一种目的财产，要求本身具有金钱上的可计算性，不能论断价值的权利不能成为信托财产。诉讼权利本身不具有实际的财产价值，单纯转移诉讼权利而不同时转移与之密切相关的实体权利也难以成立诉讼信托。

其次，诉讼信托具有信托的三方当事人结构，即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有人认为:诉讼信托只是一种当事人制度，并不存在“受托人”[3]。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信托关系原则上必须具备三方当事人，即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虽然在自益信托中，委托人与受益人为同一人。但即使这样，也意味着两种身份由一人兼有，并不意味着信托关系人可以减为两方。尤其是，受托人是任何信托不可或缺的，“因为他是信托中必不可少的最基本的当事人”[4]。毕竟，“信托的实施必须借助于受托人的活动，这是信托本质要求。[5]诉讼信托本质上属于信托，既然如此，它当然需要满足信托当事人的基本结构，尤其是受托人必不可少。

再次，在诉议信托中.受托人的职责较具特殊性。虽然 诉讼信托的受托人也需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或者处分，如收取债权，但其与通常意义上的信托财产管理或处分有所区别:一方面，其管理或处分方式具有特殊性，即仅通过诉讼的方式使实体权利得以实现，而非保存、改良等直接作用于信托财产本身的管理方式，也非投资、买卖等法律行为的管理方式。另一方面，其管理或处分的目的具有特殊性。在诉讼信托中，受托人管理处分财产的目的主要在于实现实体权利，而非追求财产上的增殖，即委托人的实体权利在非诉状态下没有得到兑现，受托人通过诉讼方式予以实现。

复次，诉讼信托是兼具信托和诉讼当事人形式的一种制度。一方面，诉讼信托本质上属于信托，是专门以诉讼为其主要目的特殊种类的信托。因此，有关诉讼信托的成立、信托财产的范围、诉讼信托当事人的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诉讼信托的终止等都必须符合信托制度的一般原理，并受信托基本法的调整和规范。另一方面，诉讼信托是诉讼当事人的一种重要形式，是特殊的当事人类型。它具有诉讼法意义，起着丰富诉讼当事人类型的重要作用。

最后，诉讼信托适用范围较宽，既适用于私益领域，适用于公益领域。有人认为，“诉讼信托的适用范围十分特定，并限于很少的领域。如诉讼信托主要发生在消费者保护团体、环境保护团体或检察机关提起一定范围的民事诉讼。[3]这种观点不妥:一方面，诉讼信托既具有诉讼法意义，也具有信托法意义。在信托法上，只要承认诉讼信托的有效性，个人当然可以为自己的利益设立诉讼信托。另一方面，若仅承认公益性诉讼信托，那么个人欲利用诉讼信托来满足个人不同需要的愿望就会落空。结果将会大大限缩诉讼信托的作用和存在空间，其价值也会大打折扣。(信托法律网www.trustlaws.net)

二、诉讼信托与其他制度的比较分析

（一）诉讼信托与诉讼担当的比较分析

无论大陆学者还是台湾地区的学者，大都将诉讼信托看作是诉讼担当[6]。我们认为，诉讼信托不同于诉讼担当。诉讼担当是指“实体法上的权利主体或者法律关系主体以外的第三人，以自己的名义，为了他人的利益或代表他人的利益，以正当当事人的地位提起诉讼，主张一项他人享有的权利或诉求解决他人间法律关系所生之争议，法院判决的效力及于原来的权利主体。[7]据此，诉讼信托与诉讼担当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制度，区别明显:

1.法律关系当事人不同。诉讼信托的当事人有三方，即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即使在自益诉讼信托中，委托人兼受益人，但观念上依然存在三方当事人。相反，诉讼担当的当事人只有两方，即诉讼担当人和被担当人。其中，以自己名义为他人利益提起诉讼的第三人是诉讼担当人，而原来的权利主体则为被担当人。

2.法律性质不同。诉讼担当仅具有诉讼法学意义，只是诉讼当事人的一种特殊形式，是诉权与实体权利主体相分离的一种类型。但诉讼信托则否，它不仅具有诉讼法意义，更具有信托法意义。它既是诉讼当事人的一种特殊形式，能够作为正当当事人提起诉讼，从而构成诉讼当事人制度的一个部分，也是信托制度中的一个特殊信托种类，是信托品种多样化、信托制度灵活性的体现。

3.构成要件不同。在诉讼担当中，被担当人仅需要转让诉讼实施权，而与该实施权相关的实.体权利并不需转移给诉讼担当人。但对诉讼信托而言，其“最大的特点是，当事人(指受托人，笔者注)不仅享有法律规定的实体利益，而且还享有为实体利益提起诉讼的权利……。”[8]因此，委托人仅转移诉讼实施权是不够的，还需将实体权利一起转移给受托人。

(二)诉讼信托与诉讼代理的比较分析

诉讼信托与诉讼代理存在相似之处:都是行为人通过诉讼的方式来管理他人的财产;都存在信任关系;在诉讼法上，都是当事人的一种形式。尽管如此，二者的差异也甚为显然:

1.实施诉讼行为的名义和利益归属不同。在诉讼信托中，受托人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的;但在诉讼代理中，代理人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的。另外，在诉讼信托中，受托人的诉讼行为产生的诉讼利益视情况有所不同:在委托人兼受益人的情况下，诉讼利益归属于委托人;在委托人指定他人为受益人的情况下，诉讼利益归属于指定的第三人。但在诉讼代理中，代理行为产生的诉讼利益总是归属于被代理人。

2.权限不同。在诉讼信托中，除了信托文件有特别规定或法律有例外规定，受托人一旦接受诉讼信托，他就具有为实现委托人的实体权利所须采取的一切诉讼权限，只要受托人从事诉讼行为时是谨慎的、忠实的，委托人和受益人都不能加以千涉。但在诉讼代理中，代理人只能在被代理人的授权范围内从事诉讼活动和相应诉讼行为，而不能逾越权限任意为之，即使该诉讼行为有利于被代理人的利益也是如此。

3.法律关系的稳定性不同。诉讼信托一经成立，除委托人保留了撤销权外，委托人不得任意终止信托;而且信托管理具有连续性，委托人或受托人的死亡不影响诉讼信托的延续。因此，诉讼信托法律关系的稳定性较强。诉讼代理不同，如果没有特别约定，被代理人可随时撤销诉讼代理;不仅如此，任何一方当事人死亡，都会导致诉讼代理关系的终止。因此，诉讼代理关系的稳定性较弱。

4.内部法律关系不同。在诉讼信托中，当事人有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三方。尽管“信托本质上涉及契约关系”[9]，但这三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信托关系，而非合同关系。而在诉讼代理中，当事人有代理人和被代理人两方，二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委任。在非法定诉讼代理的场合，二者是一种合同关系。

(三)诉讼信托与债权信托的比较分析
近年来，司法职业化和司法人员的分类管理已经成为国内司法改革的主流趋向。在执行制度改革的推进实践中，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作为执行机构的执行（局）庭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各级法院都在对执行体制改革进行积极地探索，以期望能解决这些问题。


国内法学理论界对执行员的定位提出了不少探索性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执行员定位于执行法官。按现有的执行（局）庭的运作机制，执行员定位于执行法官。在执行法官群体内部推行和完善执行查证权、执行实施权、执行裁判权三权分离的制度，推行执行中重大事项合议庭决定的制度。从制度上克服过去执行中的重大事项由执行员一人决定，缺乏监督和制约的弊端。


（二）执行员定位于司法行政人员。有的提出执行机构可由三部分人组成，即执行法官、执行员和司法警察。执行法官行使执行中的裁判权，执行员行使执行中的实施权，而司法警察则是他们的协助人员。


（三）执行权交由司法行政机关行使。有些学者主张将执行实施权从执行权中分离出来，交由法院以外的部门（行政机关、公安机关）负责。因为执行和审判是两种区别较大的行为，可以交由司法行政机关行使执行权，这可以摆脱法院执行难的困境，确保法院司法审判的公正性和中立性，树立法院司法权威。


上述观点基于各自独特视角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基于如下理由，从推动司法执行工作规范化和权威化的角度，笔者认为，执行员应定位于司法警察。


一、执行员定位于司法警察符合执行强制理论


执行权既具有司法权的属性，又具有司法行政权的属性，其基本属性是司法行政权。因此，应将执行权分解为执行裁判权和执行实施权。现行执行权运行机制不完善，执行员既行使执行裁判权，又行使执行实施权，造成了执行权高度集中，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容易造成权力滥用的弊端。执行裁判权的行使属于司法行为，具有被动性、中立性和终局性，应由审判员行使。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书记员、行政人员没有法官资格，不具有审判权，在执行工作中不得行使执行裁判权。


执行实施权则与执行裁判权不同，它具有主动性、单向性和非终局性。行使执行实施权的行为是以已生效的法律文书为依据，依照法定程序，运用国家强制力，强制被执行人履行执行依据已确定的义务，以实现已确定的债权人的权利的行为。如送达有关执行法律文书；调查、核实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实施查封、扣押、冻结、搜查、划拨、委托评估等措施以及办理有关财产权证转移手续；依法决定对妨碍执行行为人实施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办理执行款物的交付；其他执行实施行为。执行实施权属司法行政权，其本质是快速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应由司法警察行使。因此，执行员定位于司法警察符合执行强制理论。


二、执行员定位于司法警察符合现有立法精神


1997年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898次会议通过的《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第七条在界定司法警察的职责时规定，“参与对判决、裁定的财产查封、扣押、冻结或没收活动”。1998年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992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条规定：“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向有关人员出示工作证和执行公务证，并按规定着装。必要时应由司法警察参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高级人民法院在组织集中执行、专项执行或其他重大执行活动中，可以统一调度、使用下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力量，包括执行人员、司法警察、执行装备等”。以上这些规定，就是我国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参与案件执行的基本法律依据。将执行员定位于司法警察，符合上述规定精神。


三、执行员定位于司法警察有充分实践基础


笔者2001年9月任职于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期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广东省法院司法警察参与案件执行暂行规定》，并直接将14宗执行案件交由法警队直接执行。这是司法警察直接从事执行工作的有效尝试，取得了良好的执行效果，较快执结了案件，受到当事人的肯定。2008年，笔者曾先后走访了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法院、青田县人民法院，就基层法院执行工作经验进行调研考察。其中青田县法院从2001年起，经过7年的研究探索，在总结以往司法警察参与执行工作的基础上，将执行局与法警大队合署办公，统一履行执行、警务职能。此举不仅促进了警务工作的良好展开，还有效缓解了执行难，实现了执行工作的良性循环。江西省赣州市两级法院司法警察队伍共有147名干警（含聘用制法警），占全市两级法院干警总人数的10.3%，其中长期参与执行工作的司法警察人数为69人，约占全市司法警察人数的46.9%。近五年来，该市两级法院司法警察队伍派警协助执行22367人次，主办或协助执行民事、刑事附带民事、财产刑和行政非诉等案件20750件，占执行案件总数的31%，执结15936件，执结率达76.8%，标的额近5亿元。此后，笔者在盐田法院推行“调查令”制度，并出台《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调查令实施管理办法》，规定主审法官根据当事人的调查取证申请或在案件出现需要依职权调查取证的事由时，可以签发调查令，授权法警队外出调取部分证据材料。该制度进一步优化了资源配置，推进法官及司法辅助人员的职业化建设。


以上实践证明，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队伍是一支党和人民可以依赖的队伍，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单独完成执行任务。广大司法警察直接执行的实践，为执行员定位于司法警察提供了可靠的事实依据，执行员定位于司法警察具有充分的实践基础。


（作者单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