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审检并列的体制架构和诉讼及诉讼监督并举的制度设置,构成了与西方审判中心一元司法模式相区别的审检二元司法格局。在这一前提下,以法律监督为本质特征的检察权。其司法功能价值的实现路径为:完善司法程序功能,增强民行检察监督效果;完善司法主导功能,增强保障行政权益的有效性;完善司法监督功能,防止司法不公及腐败等问题,积极推进民行检察工作顺利开展,以适应新形势的现实需要。准确地理解“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的内涵,对于依法公正行使检察权,对于完善诉讼程序,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民行检察制度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环节和保障。[1]现行民事、行政诉讼法中检察监督制度存在事后监督、流于形式、效果不佳等诸多问题,笔者拟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上, 就民行诉讼检察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和应制定出的相应对策做一深入的探讨,以其抛砖引玉,使民行检察监督法律制度更贴近检察实践,更加符合检察监督的现实需要。
一、存在的问题
目前民行检察监督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监督范围狭窄, 仅限于事后监督。案件来源的多少直接关系到民行检察工作开展的好坏,从而使检察机关难以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当前基层检察院案源少的具体原因主要有:一是法律规定的局限性导致无法调阅同级法院的卷宗以发现案源;二是国家权力机关或其他机关转办的案件接触的渠道少;三是宣传力度不够;四是现行法律制约基层民行检察部门案件来源尤为突出。
关于民事检察监督的权限范围问题在理论界存在争议, 主要有三种观点。有的学者认为, 检察机关的监督仅限于对法院判决生效后的监督, 其根据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5 条所规定的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已生效的判决和裁定的正确与否, 通过抗诉实行监督。有的人认为, 检查机关对民事诉讼的监督, 不仅限于对判决生效后的监督, 还应包括对民事审判过程的各项活动的监督, 其根据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 条所规定的“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还有的学者认为,从我国宪法体制设定的检察监督权的地位和《民事诉讼法》总则中对检察监督权所规定的立法精神来看, 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这种监督应包括对民事诉讼的提起、审理、宣判以及判决的执行等整个民事诉讼过程的监督。实践中, 不少法院的审判人员往往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85 条的规定,以检察院没有法律依据为由, 将检察机关对生效裁判进行抗诉之外的监督拒之门外, 导致检查机关的监督权仅限于“事后”监督。但是, 这种监督只能是一种补救措施, 因为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现象可能产生于诉讼的任何环节, 事后监督不利于防患于未然。
2、监督方法过于单一, 导致监督效果不佳。民行检察立法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同时基层检察院民行检察途径与方法简单、抽象;基层检察院民行侦查权难以运作;检察人员业务能力不能完全适应检察工作监督的需要。我们知道,上述问题的解决主要还在于立法层面,但是立法的改变与发展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那么,当前有效地解决基层民行检察工作中的诸多问题的捷径还是要推行民行检察一体化机制。本人从事民行检察工作多年,从“摸着石头过河”到今天,积累了一定基层工作经验,既有曲折,也有波动。其体会之一是:民行检察工作一直面临着立法、司法解释等方面的诸多困扰,又面临一些理论质疑和部门阻力。然而,这些工作既有它的法律依据、也有它的生命力。如何总结经验,应对挑战,创新发展,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民行检察监督制度有待完善。
笔者认为:(1)当今监督理念日趋现代化。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原有民行检察监督机制存在诸多与现实发生的新情况不相适应,在监督过程中亦缺乏刚性。因此,人民群众对民事审判、行政诉讼和民事行政裁判活动中的司法不公问题反映强烈,有的甚至引发长期上访,成为影响一些地方社会和谐稳定的一大因素。依笔者之见,民行检察监督工作应增加一项调查环节,积极开展民行检察监督调查工作,以便于及时查清审判、执法过程中有无违法、不公行为,并依法采取相应的监督方法和措施,纠正违法,维护正确裁判,是落实中央系列重大决策精神,顺应群众呼声,维护司法公正,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的有效方法,是强化法律监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2)监督理念日趋全面化。社会变革时期,各种新生事物不断涌现,出现不少监督“盲区”,进一步完善检察监督制度势在必行。亦是消除监督盲区、拓展监督领域,推动民行检察工作不断向前发展的需要。按照传统的民行检察监督方法,一方面由于立法滞后,难以操作;法院往往不支持,有的甚至设置重重障碍,错案的隐蔽性大,对我们发现错案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考验。另一方面,民行审判和执行活动监督的空白点、薄弱环节还很多。例如:改革过程中非诉讼案件大量上升,集团诉讼标的大,庭下交易多,很难进入民事行政检察监督范围;如乱用先于执行、违法执行第三人财产、案外财产,随意追加变更执行等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土地、房产拍卖中的问题;有关律师与法官长期勾结乱法的问题等等。这一切无从监督,无法监督。这些监督中的“空白点”和“盲区”,与中央的要求,人民群众的呼声不相符合。我国《宪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赋予检察院监督权,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是其中的一项不可或缺的监督内容。民行检察工作要不断发展,就必须不断探索新情况,适应新形势,采取多种措施,消除监督“盲区”,拓展监督领域;构建民行检察监督机制,把上述种种应当监督而又成为空白和盲区的情形纳入检察监督视野,既是人民群众的期盼,更是探索拓展民行检察监督新领域,寻找新的工作“增长点”,促进民行检察工作不断向前发展的有效措施的现实需要。(3)监督客体日趋程序化,亦是创新监督方法、建立长效机制,增强监督效果的现实需要。构建民行检察监督机制,显然在传统的监督方式上增加了“调查”内容。那么,在实际工作中就要转变传统的以“审查为主”的监督方式为审查、调查、侦查、建议四位一体的多元监督模式,实现四种手段相互衔接、相为补充,是合理配置民行检察监督权,建立长效监督机制的内在要求。只有在这种四位一体的监督模式下,加强调查工作力度,即可变传统的被动、静态监督为主动监督,及时发现民事、行政审判和裁判执行这些动态过程中的违法与不公问题,采取传统的一切方法的同时,可以调查为切入口,及时发现违法、不公现象背后的职务犯罪线索,实现调查与职务犯罪初查、侦查工作的衔接,促进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还可以通过查清审判、执行人员有无违法、不公事实,消除当事人对司法工作的怀疑,增强司法工作的社会公信力,发现和澄清错告、诬告行为,维护审判机关和审判、执行人员的声誉,有利于增强民行检察监督的效果。(4)监督领域全程化,亦是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提高队伍素质,增强监督能力的现实需要。开展民行检察监督调查工作,实现“四位一体”新模式,是新形势、新任务对民行检察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也是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有效途径。那么就必须提高事民行检察干警队伍的素质。必须具有高素质的民行检察队伍,才能完成好监督调查任务,同时,队伍的素质提高了,民行检察监督能力也就提高了,监督的效力、效果也就不同。按照“四位一体”的多元监督模式,就是通过多途径,不断通过适应法律、审查案件、抗诉说理、调解纠纷和监督纠正的能力。但是,首要的是如何通过调查能力,切切实实过好调查关,这是提高民行检察干警综合素质、增强法律监督能力的有效途径,也是增强监督能力的现实需要。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85 条之规定, 民事检察监督只限于对已生效的判决和裁定提起抗诉, 但法律对检察机关抗诉的民事案件应当在多长期限内做出再审与否的决定以及具体程序未作明确规定。实践中, 检察机关抗诉后, 法院对之可以任意拖延, 即使法院决定对案件进行再审, 在具体程序中, 检察机关有时也完全听凭法院安排。
3、监督权不具体、不明确, 导致监督流于形式。民事检察监督权最有利的表现形式是民事抗诉权, 如何行使抗诉权在微观上缺乏细化, 从而很难实现民事检察监督的目的。在实践中, 一些法院对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消极拖延、长期不开庭审理、拒绝检察院查阅案卷, 更有甚者竟驳回检察院的抗诉。
二、相应的对策
1、完善监督立法。考察当前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立法上的疏漏也是造成检察机关监督职能很难落到实处的直接原因, 因此, 不仅有必要建立系统的、多元化的民事检察监督体系, 而且也有必要在微观上对检察机关的抗诉权进行系统化、明确化。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民事诉讼数量激增,如何及时、有效地化解矛盾纠纷,实现公平与正义,促进社会和谐,成为当前司法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作为基层人民检察院,有着最为密切联系群众的土壤,是各种问题和矛盾的集中地,人民的祈求很强烈,这就要求上级人民检察院要切实做好领导工作。基层民行检察工作存在诸多薄弱环节,也要求各兄弟院之间加强协作,互通信息,团结合作,在整体上优化民行检察干警人力资源,以弥补上述不足。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应在立法上得以解决。
(1)建立民行检察监督调查机制。大力开展调查工作,消除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疑虑,切实取信于民。开展民行检察监督调查工作,是对民行检察工作的不断完善和补充,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在充分的理性思考、分析论证和实践探索基础上,根据民行检察工作的现状和迫切需要,也是对科学配置民行检察权,建立民行检察监督长效机制的一种积极探索。其目的和意义在于:完善法律监督机制,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增强法律监督实效,维护司法公正。
(2)赋予检察机关一定范围内的起诉权。鉴于民事纠纷的私权性和当事人处分原则, 原则上不允许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但是,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大量涉及公共利益的民事纠纷, 其典型形态是环境污染案件、消费者权益案件、国有资产流失案件、雇工案件等。此类案件因种种原因无人或不敢提起诉讼, 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 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引起群众的极大不满。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 客观上要求作为国家根本利益代表者的检察机关, 有必要通过行使国家起诉权, 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赋予检察机关一定范围内的起诉权, 不仅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而且也符合世界立法潮流, 在美国, 检察官是政府的代表, 代表政府行使诉讼权利, 对涉及政府利益的案件和公共利益的案件, 提起诉讼, 参加诉讼, 出席法庭, 保护政府和公众的利益。1976 年《法兰西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典》第421 条规定: “检察机关可以作为主要当事人起诉, 或者作为联合当事人参加诉讼。检察机关在法律规定的案件中, 代表其他人。”由此可见, 检察机关对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有提起诉讼的权利已是国际通例。
(3) 赋予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权利。我国现行的检察监督制度, 对法院民事审判活动监督的力度远远不够, 应当加强。事后监督排除了检察机关提起诉讼和诉讼过程中参与诉讼的可能性, 这种封闭式的系统, 使法院的审判行为在很大范围失去制约。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要多角度、全方位的实施监督。从我国宪法和民事诉讼法总则的规定中可以看出, 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的全过程进行监督是立法的本意, 只是民事诉讼法第185 条有关抗诉权的规定有失合理, 可以在以后民事诉讼法修改中加以明确和完善。
(4) 完善检察机关对生效裁判的抗诉权。要发挥检察机关抗诉监督的作用, 就必需在立法上对检察机关抗诉权加以细化。
首先, 应该赋予检察机关完整的抗诉权。由于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检察机关享有民事抗诉权, 并未明确规定与抗诉权相关的具体权力, 因而在实际操作中无法实现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目的。为此,立法中应明确规定检察机关享有调卷权、否决权、摘录权、复制权、出席庭审权、侦查权、调查取证权、列席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会议权等。
其次, 应明确检察机关的抗诉时间, 为解决现行立法所规定的抗诉无期限造成的弊端, 根据既判力原则, 法院应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起止时间。这样既有利于裁判权威、程序稳定和诉讼效力, 也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和谐。
再次, 应明确检察机关在诉讼中的地位, 检察机关提起或参与的民事诉讼限定在涉及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范围内, 因此, 检察机关在诉讼中的正确称谓, 应该是“民事公诉人”, 检察机关在民事公诉中, 具有国家法律监督者和国家公益代表人的性质而成为国家的代表, 代表国家行使诉权, 享有国家的民事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
2、转变执法理念。观念问题是造成当前中国民事检察监督不力的一个重要因素。长期以来, 我国检察监督受“重打击、轻监督”以及传统的“官本位”思想的影响, 导致了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监督程序中的地位、职能、功能无法明确的混乱现象。为此, 必须转变观念, 从根本上加强对民事检察监督重要性的认识。只有这样, 民事检察监督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对司法公正的保障。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观念体系,它反映了社会主义法治的性质、功能、价值取向和实现途径,是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精髓和灵魂,是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由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的主要内容构成。它的本质特征是以人为本、保障人权、文明执法。法治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人民是法治的主体,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力。
3、建立交流机制。在我国检察机关中, 绝大多数检察人员终生从事检察工作, 并且终生在某一检察机关任职, 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由于工作性质的单一性和差异性,互相对对方的工作不理解, 甚至存在异样的看法,形成了工作中不配合等问题。因此, 可设想建立检察官和法官定期或不定期的职务轮换机制, 使得双方都能了解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的性质和职能, 从而有利于增强相互之间的亲和力, 减少因职业差异而引起的不必要的困惑。
作者单位: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检察院
辽宁省农业植物保护办法
辽宁省人民政府
辽宁省人民政府令第233号
《辽宁省农业植物保护办法》业经2009年6月24日辽宁省第十一届人民政府第2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9月1日起施行。
省 长 陈政高
二○○九年七月十一日
辽宁省农业植物保护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农业植物保护，预防、控制、治理农业有害生物危害，保障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业植物保护，是指对农作物及其产品易产生危害的病、虫、鼠、软体动物、草和其他生物（以下简称农业有害生物）实施监测、预报、预防、控制、治理和与之相关的活动。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农业植物保护工作。
第四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业植物保护工作，其所属的农业植物保护机构负责农业植物保护的具体工作。
财政、科技、气象、环保、工商和出入境检验检疫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农业植物保护的相关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做好本行政区域内农业植物保护的日常工作。
第五条 省、市、县农业植物保护机构应当配备具有植物保护专业或者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的专职监测预报技术人员；乡（镇）人民政府应当配备具有中专以上相关专业学历的乡（镇）农业植物保护人员。
第六条 农业植物保护遵循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和灾害治理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环境保护并重的原则。
第七条 鼓励有关组织和个人开展与防治农业有害生物相关的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应用农业植物保护无公害技术及产品；支持单位和个人成立防控农业有害生物服务组织，开展农业有害生物的联防、联控；引导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以下简称农业生产者）使用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和其他非化学防治技术，预防、治理农业有害生物。
第八条 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将农业植物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建立农业植物保护防灾减灾体系和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网络。
第九条 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健全监测预报工作制度，建立全省农业重大有害生物预警系统，制定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办法，保证信息畅通。
第十条 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环境保护的要求，根据本行政区域内农业有害生物的发生情况，制定科学用药技术规范和农业有害生物防治技术标准。
第十一条 省、市、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编制本行政区域内农业植物保护规划，制定农业重大有害生物和外来有害生物入侵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二条 省、市、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农业植物保护规划，建设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站（点）和信息网络，设置测报仪器，完善试验检测、数据处理等设施，保障监测预报工作有效开展。
省、市、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农业有害生物预警、预报及防治信息，并适时向社会发布。
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农业有害生物预警、预报信息。
第十三条 省、市、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技术规范，在山区、平原和丘陵地带建立观测圃，观测农业生态环境。
第十四条 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站（点）安装监测预报设施，或者因监测、预报或防治农业有害生物，需要进入农田、果园或者其他农业生产场所时，农业生产者应当予以配合。
实施前款行为给农业生产者造成损失的，应当予以补偿。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迁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站点，改变观测圃位置，占用、移动监测预报设施。确需拆迁、改变、占用、移动的，应当征求设置该站（点）、观测圃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上一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十六条 省、市、县农业植物保护机构应当按照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办法，对本行政区域内农业有害生物进行监测，并将监测结果报其隶属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七条 省、市、县农业植物保护机构应当开展农业有害生物综合防治技术的宣传、培训工作，无偿提供咨询服务，指导农业生产者实施有效防治。
第十八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宣传、普及农业植物保护知识，调查当地农业有害生物发生、危害情况，及时传递农业有害生物防治信息，指导、组织农业生产者防治农业有害生物。
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乡（镇）人民政府宣传、普及农业植物保护知识，传递农业有害生物防治信息，协助政府及有关部门调查当地农业有害生物发生及危害情况。
第十九条 气象台站应当及时向当地农业植物保护机构提供监测农业有害生物的公益性气象服务。
新闻媒体应当及时向社会发布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提供的农业有害生物预警、预报信息。
第二十条 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从省外不同农业生态区引进农业植物保护新技术和农药、药械新产品，必须进行试验示范，对其先进性、安全性、适用性进行评价后方可推广。
第二十一条 农业生产者应当依据农业有害生物预报防治信息或者发生情况，及时预防和治理农业有害生物。防治农业有害生物使用的农药，必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避免或者减少对农产品和环境的污染。
第二十二条 农业生产者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发现农作物遭受有害生物侵害，并具有迁飞性、暴发性和流行性可能的,应当立即向乡（镇）人民政府报告。
乡（镇）人民政府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向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协助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做好调查工作。
第二十三条 农业重大有害生物灾害，按照下列规定调查、核实、认定：
（一）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立即赶赴现场，经调查认为危险性较大、有可能蔓延的，立即向县人民政府和省、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二）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核实，报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认定；
（三）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认为灾情严重、有继续蔓延可能的，立即报告省人民政府。
禁止迟报、虚报、瞒报农业有害生物灾情。
第二十四条 农业重大有害生物灾害认定后，发生地人民政府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通报毗邻地区。
农业重大有害生物灾害发生地人民政府应急指挥部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灾区实施紧急救助，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扑灭农业有害生物。
第二十五条 控制、扑灭农业有害生物需要使用航空器的，由航空作业单位按照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提出作业方案，报航空管制部门批准后组织实施。
航空作业区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当提前公告作业范围、时间，并做好准备工作，保障作业安全。
第二十六条 控制、扑灭农业重大有害生物灾害所需资金、物资，由人民政府统一组织调配，所需物资可以依法征用。被征用物资在灾害解除后予以返还；造成消耗或者毁坏的，予以补偿。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调配、征用的物资。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给予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侵占、破坏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站（点）、观测圃和监测预报设施的；
（二）非法向社会发布农业有害生物预报防治信息的。
第二十八条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农业植物保护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对有关负责人和其他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发布农业有害生物预报防治信息不实的；
（二）虚报、瞒报农业有害生物灾情的；
（三）截留、挪用预防、控制农业重大有害生物专项资金和物资的；
（四）未及时组织采取控制和扑灭措施，给农业生产造成重大损失的；
（五）其他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行为。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有关控制、扑灭及救助条款，适用于农业植物疫情的控制、扑灭及救助工作。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2009年9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