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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龙岩市人民政府


龙岩市人民政府文件

龙政[1998]综810号


龙岩市人民政府关于扶持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若干规定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各部、委、办、局（行、社、公司），各群团组织，中央、省、市属企事业单位：
民营科技企业是我国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是广大科技人员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所开创的生动范例，也是推动科学技术事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支有生力量。进一步推动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对于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推动我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各级领导和政府职能部门要根据党的十五大精神,坚持邓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提高对民营科技企业在推进我市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把发展我市民营科技企业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大力鼓励、扶持各类科技人员和其他有技术专长的人员投资创办民营科技企业。为促进民营科技企业蓬勃健康地向前发展，依据《福建省民营科技企业管理办法》，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特作如下规定：
一、民营科技企业的界定、成立、认定与变更
（一）民营科技企业是指以科技人员为主体，按照自愿组合、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创办的，以市场为导向，从事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的科研、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实体。
民营科技企业类型有：
1、由国有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以及其他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投资创办或者由上述机构转化的、实行国有民营的科技企业；实行国有民营科技企业的，国有资产所有权管理者与经营者之间应当签订有租赁、委托经营或者承包经营等合同。合同中应当包括投资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产权份额、利益分享、风险责任、中止合同的条件、支付租赁金、保证金等能力以及各自的权利、义务等。
2、实行集体所有制的；
3、实行集体经济、合作经济的；
4、实行个体、合伙、私营的；
5、实行股份合作制的（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6、中外合资、合作或独资经营的。
（二）民营科技企业必须首先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手续。
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后，三十日内向同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申办民营科技企业认定登记，并领取“福建省民营科技企业”资格证书。
现有企业符合民营科技企业条件的，可以向所在地科技行政管理部门补办认定登记手续，领取“福建省民营科技企业”资格证书。
申办民营科技企业，除具备工商企业登记条件外，还应同时具备：
1、符合本规定第一条第（二）项所指的科技型经济实体；
2、符合民营科技企业的业务经营范围，以及相适应的工作条件；
3、有合法的专利或科技成果，新技术产品，非专利技术；
4、大专或中级职称以上的科技人员占从业人员（不含生产工人）的20％以上，专兼职从业人员应有非在职证明或单位同意的证明。
5、年度技术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不低于20％。民营科技企业分立、合并、撤销、歇业、迁移地址、变更名称、变更法定代表或负责人、变更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等，应征得同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并向同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有关手续。
二、民营科技企业的经营与权利义务
（一）民营科技企业实行谁投资谁拥有产权，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
（二）民营科技企业在法律、法规、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可自主选择企业的组织形式，自行决定科研、生产、销售和分配。自行决定内部机构设置、人员聘用和辞退。
（三）民营科技企业必须明晰产权关系，其国有资产部分必须经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办理产权登记，民营科技企业的经营者必须保证国有资产的完整性与保值、增值。
实行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或者股份制经济的民营科技企业，应以书面合同形式明确各产权主体的产权关系、利益分享及风险责任，保证各方的合法权益。
（四）民营科技企业中科技人员的非职务技术成果等个人知识产权，经评估后可作价入股投资。
（五）民营科技企业可承包、租赁、兼并和购买包托国有企业在内的其他企业。
（六）民营科技企业可以参与对外贸易洽谈和技术交流，自行选择外贸代理机构。经有关部门批准，可在国外、境外兴办合资、合作经营企业、独资企业以及设立分支机构或者销售网点和享有进出口经营权。
（七）民营科技企业必须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配备财会人员，严格财务管理，按期向财税部门和同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报送会计报表、统计报表等。所提供的各种资料不得虚报、瞒报、伪造、篡改或者拒报、迟报，并接受监督、审查。
（八）民营科技企业向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年度检验登记时，应提交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对其甄别的复查证明文件。
（九）民营科技企业从业人员不得以欺骗、假冒、剽窃、泄露等不正当手段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不得损害国家、社会及他人的合法权益。
（十）民营科技企业在招收职工时，应以书面形式签订劳动用工合同，按《劳动法》规定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和参加职工社会保险。
（十一）民营科技企业有权拒绝除国家、省、市政府明文规定外的任何单位和部门擅自开设的收费项目和提高的收费标准，以及各种不合理摊派和非法定检查。
三、政府加强对民营科技企业的指导、服务与管理：
（一）市、县（市、区）科技行政管理部门是政府归口管理辖区内民营科技企业的业务主管部门，其主要职责是：
1、指导民营科技企业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并进行监督检查。
2、制定辖区内民营科技企业总体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
3、负责民营科技企业的资格认定、发证和每年在工商管理部门年检前对民营科技企业的年度审验工作。
4、指导民营科技企业所承担各类科技计划的实施。组织民营科技企业科技成果评审、鉴定、申报奖励和从业科技人员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等工作。
5、负责民营科技企业的综合统计，参与组织人才培训、信息咨询等有关服务工作；
6、负责协调、督促有关部门做好对民营科技企业的各项扶持优惠政策的实施与落实。
7、负责对促进民营科技企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
（二）工商、税务、财政、金融、人事、公安、计划、经贸、劳动、教育等有关部门，按照本规定的职责，共同做好对民营科技企业的扶持、服务、监督与管理工作。
（三）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办理民营科技企业有关事项时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询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造成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扶持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与措施：
（一）民营科技企业可以申请国家计划科研项目及经费，国家按投入相应的比例分享所取得的成果和经济效益。
（二）单位和个人所拥有的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经科技行政管理部门组织评估确认后，可作为工商企业注册资本，但最高不得超过注册总资金的35％；
（三）金融机构要按照“三有一不”（有市场、有效益、有信誉、不挪用）的信贷原则和利率政策，把对民营科技企业的贷款纳入年度信贷计划，会同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安排解决民营科技企业的新产品开发、技术改造和正常流动资金贷款。在已取得信用等级的骨干民营科技企业中，有条件地推行主办银行制度，银行和企业签订银企协议；
（四）建立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基金。
市、县（市、区）财政每年应在用于科技发展的经费中，划出一定比例作为扶持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基金，由同级科技管理部门管理，滚动使用。
（五）经市税务部门审批后，可享受以下税收减免：
1、乡镇新办民营科技企业，免征企业所得税五年，其他新办的民营科技企业，免征企业所得税三年。
2、民营科技企业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应逐年增长，增长幅度在10％（含10％）以上的企业，其当年实际发生的费用除按规定据实列支外，年终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后，可再按实际发生额的50％直接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
企业为开发新技术、研制新产品所购置的试制用关键设备、测试仪器，单台价值在10万元以下的，可一次或分次摊入管理费用，其中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应单独管理，不再提取折旧。
企业为验证、补充相关数据，确定完善技术规范或解决产业化、商品化规模生产关键技术而进行中间试验，报经主管财税机关批准后，中试设备的折旧年限可在国家规定的基础上加速50％。
3、民营科技企业从事种植业、养殖业、饲养业所销售的自产品暂免征所得税。
4、为扶持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凡经省科委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生产项目和技改项目，其投资方向调节税税率予以从优从宽掌握。
5、民营科技企业服务于各行业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取得的收入经科技行政管理部门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后，可免征企业所得税。
民营科技企业服务于各行业的技术转让收入，以及为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防治、植保、动物配种和疾病防治等业务提供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收入，经各级科委技术市场管理机构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后，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可免征营业税。
6、对专门服务于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的民营科技企业、可暂免征所得税。
7、进入市、县级经济发展小区的民营科技企业，享受市政府有关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小区内工业用地的优惠政策。
8、民营科技企业研制、开发经市科委确认的新产品，如按规定纳税有困难的，可向市税务机关申报，经批准可缓交或暂时按“定额、定期、定率”方式征税。
前款各项所减免税款，必须单独列帐，作为民营科技企业的新增投资，专项用于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扩大再生产，如挪作他用，由税务机关追补已减免税款，并按逃、漏税给予处罚。
（六）到民营科技企业从业的科技人员人事关系，当地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应按规定接纳委托管理。鼓励党政机关专业人员，创办民营科技企业。
（七）民营科技企业的外来从业人员，可持企业所在地的暂住户口证明，到附近学校办理子女寄读手续。
（八）民营科技企业负责人或业务骨干需要出国、出境的，可由科技行政管理部门或有关管理部门审查后，由公安机关依照有关出入境管理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参加政府部门组团出国、出境的由外事部门办理审批手续。
（九）民营科技企业取得科研成果，可以申报验收、评审、鉴定，参加评奖。
（十）民营科技企业的专职科技人员，可按照规定参加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定，按系列申报。中级以下（含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条件可适当放宽，重在业绩。对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可破格推荐评审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本规定由龙岩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并从公布之日起施行。

龙岩市人民政府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论公诉方式改革的非正当化倾向

顾苗

摘 要：公诉方式改革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要成果之一。但本文作者对这种公诉方式改革提出了质疑，认为上述改革并没有达到立法者预想的消除法官审前预断、加强法庭对抗和实现法官中立的目的，而且导致实践中检、法的冲突不断、庭审“伏击审判”，又增加了成本投入，浪费诉讼资源。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思路，即针对不同案件，建立起诉状一本主义和卷宗移送主义相结合的公诉方式，并废除庭后移送的规定。
关键词：公诉方式；复印件主义；主要证据；庭后移送
Discussion on improper tendency in the reform of indictment pattern of procuratorate

Abstract: Reform of procuratorate’s indictment patter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achievements of revising criminal procedural law. But the author challenges the reform, believes that the reform don’t get the goals of the lawmakers have thought, such as, eliminates prejudge of judge, strengthens the confrontation in court, achieves neutrality of judge, but causes conflict between procuratorate and court, ambush trial in court, expanding the costs. On this basis, the author gives his opinion: establish an indictment pattern of exclusiveness of the bill of prosecution combining transfer of files in the light of different cases, and abolishing the prescription of transfer after court hearing.
Key words: indictment pattern；doctrine of duplicated documentation；main evidence； transfer after court hearing

一、公诉方式改革简介
公诉方式改革是指人民检察院公诉案件的步骤、程序和方法等方面在原有法律规定和司法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造和变革。
1996年我国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它的面世，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同时也标志着公诉方式由强职权主义向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相结合的道路上转变，初步形成了兼采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并存的诉讼结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彻底废除了弊端重重的全案卷宗移送制度，而是兼顾中国国情，采用了一种介于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之间的卷宗移送制度，我们称之为“复印件主义”，也即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0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对照原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我们能看到改革的要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对于移送公诉的案件的证明要求不再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而是只要求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附有相关证据目录即可；2、对于移送公诉的案件材料，不再要求全部是案卷材料，而只需移送有关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及主要证据材料的复印件或者照片；3、人民法院对于移送案卷材料审查后的处理，规定符合开庭条件的，应当决定开庭审理，而废除了可以退回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和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的规定。[1]
二、现行公诉方式评述
（一）现行公诉方式实现的诉讼功能
对于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公诉方式，立法者及学术界对此均给予了较高评价，一般认为它至少可实现以下几个功能：
1、适应了我国当前的庭审改革，有利于纠正法官“先定后审”、“先判后审”和庭审走过场的错误倾向。
由于缩小了移送案卷材料的范围，只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等，使法官虽然可以了解犯罪行为已有证据证明并决定开庭，但是，仅据这些材料又不能足以形成主观预断，只有通过法庭举证、双方质证、辩论等活动，才能对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做出正确判断，从而促使法官产生更加认真地、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查、核实证据的强烈愿望和责任心，防止庭前产生预断的可能性，进而真正实现法官的居中公断；
2、贯彻了言词原则和实现了法庭辩论，增加抗辩双方的对抗性，切实做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保证办案质量。
辩证法指出，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只有经过对立双方对抗、争辩，才能揭露出事物的本质。审判也是这样，只有经过控辩双方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出足够的证据并与对方相抗争、辩驳，才能使站在第三者地位的法官明辨是非、查明事实真相。因此，法律规定起诉机关不移送全部案卷材料，既可以使法官站在公正的立场上细心听取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也可以增强辩方敢于大胆辩护、大胆反驳的自信心和责任感，还可以促使公诉人积极举证、履行控诉职责，从而使法庭审判增强对抗性。
3、保证了法官审判案件的公正性，保障了判决的正确性。
法官这一身份，决定他在控辩双方之间应该保持同等距离，不偏不倚，用一句形象的语言说，法官与控辩双方的距离应是等腰三角形而不是钝角、锐角或直角三角形，更不是与公诉方重合与辩护方成垂直的“丁”字型。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兼听则明”，以保证判决或裁定的客观公正性。[2]改革后的公诉方式可以做到这一点：法官庭前没有查阅案卷材料和调查、询问，对案件尚未产生预断，因此他就完全可能成为案件的公正裁判者。
不可否认，在一些案件中，上述修改确实起到了立法者当初所希望看到的结果。但我们也看到大量的事实证明，上述理想功能很多时候不过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罢了，司法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不得不令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公诉方式改革。
（二）现行公诉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1、刑事诉讼法及相应的司法解释未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时的“主要证据”范
围做出严格、协调一致的限定，冲突不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高法（解释）］第116条规定，主要证据包括：（1）起诉书中涉及的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证据种类中的主要证据；（2）同种类多个证据中被确定为主要证据的；如果某一类证据中只有一个证据，该证据即为主要证据；（3）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的自首、立功、累犯、中止、未遂、防卫过当等证据。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高检（规则）]第283条规定，主要证据包括：（1）起诉书中涉及的各种证据种类中的主要证据；（2）多个同种类证据中被确定为“主要证据”的；（3）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的自首、立功、累犯、中止、未遂、防卫过当的证据。并且进一步规定对于主要证据为书证、证人证言笔录、被害人陈述笔录、被告人供述与辩解或者勘验、检查笔录的，可以只复印其中与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有关的部分，鉴定书可以只复印鉴定结论部分。显然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主要证据范围问题的规定比最高人民检察院所做的规定宽泛的多。而作为折衷产物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六部委规定》]第36条则规定主要证据包括：（1）起诉书中涉及的各种证据种类中的主要证据；（2）多个同种类证据中被确定为“主要证据”的；（3）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的自首、立功、累犯、中止、未遂、防卫过当的证据。同时又规定，人民检察院针对具体案件移送起诉时，主要证据由人民检察院根据以上规定确定。完全将诉讼实务中具体案件的“主要证据”范围的确定权交给了人民检察院，使得在具体案件中，司法规定的主要证据范围如同虚设，人民检察院完全根据自己意思移送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者照片，检、法冲突不断，严重的影响了诉讼的顺利进行。[3]
2、 人民检察院在移送起诉时权力过大，辩方不得不经常面对“伏击审判”，辩
护权受到严重削弱。
由于《六部委规定》赋予了人民检察院在移送起诉时根据案件情况决定“主要
证据”范围的权力，因此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的人民检察院在移送起诉时，往往把一些关键证据并不完全移送到人民法院，而是在法庭审理过程中突然出示出这些有杀伤力的证据，使庭审变成“伏击审判”,使本已处于弱势地位的辩护律师和被告人措手不及，从而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特别是在一些诸如毒品鉴定、税务鉴定和法医鉴定等包括技术性鉴定材料的案件中。在这种情况下，辩护律师的阅卷权被剥夺殆尽，先悉权无法得到保证，抗辩能力严重削弱，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控方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往往只提供被告人口供、部分证人的证言，而且掐头去尾，让辩护律师无法全面地了解案情。”[4]
3、法官的审前预断仍然无法避免，庭审方式改革受到严重挑战。
由于人民检察院享有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主要证据的权力，因此其在移送起诉时可以名正言顺的进行法律规避，只向人民法院移送有利于己方的控诉证据。这样合议庭在庭审前只接触有罪证据，仍不可避免地产生被告人就是罪犯的预断，致使合议庭在庭审过程中就有意无意地将实体真实的杠杆向控方倾斜，只采信被告人有罪与罪重的证据，而难以听取辩护意见。所以在这种所谓的“复印件主义”公诉模式下，依然没有彻底摆脱控诉一方的影响力，虽然不至于如同先前那样“先判后审”，但法官内心的审前预断和偏见依然是在所难免，致使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抗辩式庭审如同“新瓶装老酒”，没有达到其预想的目的，甚至雪上加霜。对此，我国有学者曾一针见血的指出：“较之原有方式，目前这种阅览主要证据的做法似乎更容易造成法官预断的扭曲。”[5]
4、 浪费诉讼资源，增加了成本投入，与诉讼效益原则相违背。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复印件主义”的确立，没有发挥防止法官预断的预期效果，而且又产生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弊端：浪费诉讼资源，违背诉讼经济原则。根据司法实践，主要证据复印件在法院审查完毕后，往往被作为废纸予以销毁。有学者根据一定的标准，计算得出1998年全国检察机关用于复印主要证据材料的成本为1388万元以上，也即1998年全国每个检察院用于复印主要证据材料的费用至少在数千元或者上万元以上。[6]在当前很多检察院都面临办案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每年将一笔如此巨大的开支投入到这种制度上，显非明智之举。特别是对一些贫困地区的检察院，由于缺乏经费购置复印设备，往往只能采取以下几种做法应付：（1）重蹈原卷宗移送主义的覆辙，将整个案卷材料一并移送法院；（2）象征性的复印几份主要证据，然后连同有关证据一并移送法院；（3）在提起公诉时挑灯夜战，将案件中主要证据重新抄写一遍，人为的增加工作量。即使在发达地区，检察机关对此做法也颇多非议。
因此，刑事诉讼法对公诉方式的改革不但没有达到防止法官预断的目的，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又滋生新的弊端，与改革的初衷相去甚远。对此，笔者以为，应当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探讨并使其得以解决，并应坚持一定的原则。
三、公诉方式改革的原则和构想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唯物的、辨证的。所谓唯物的就是要尊重实际存在的客观事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所谓辨证的是指任何事物都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特殊性寓于普遍性之中，解决具有特殊性的问题必须特殊对待。在刑事诉讼中亦应如此。为此，笔者认为，在公诉方式的变革问题上，既要考虑到我国公诉方式的强职权主义的传统，又要照顾当前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刑事案件的发案率长期居高不下，重大、复杂、恶性案件大幅度上升；审判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审判水平虽然较以前有所提高，对目前的庭审改革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仍离改革目标相去甚远。有鉴于此，笔者在此不揣冒昧，提出公诉方式改革的下列原则和构想：
（一） 起诉书一本主义和卷宗移送主义相结合的原则
众所周知，刑事案件的情况十分复杂，有的是一人犯一罪，有的是一人犯数罪；有的是数人犯一罪，有的是数人犯数罪；有的是犯罪情节一般、后果不严重，有的是犯罪情节严重，后果严重；有的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有的则是案件事实不清，证据存在瑕疵，等等情况。所有这些，笔者以为，人民检察院在公诉方式上，应当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对待。
统计资料表明，绝大多数公诉案件是情节一般，后果不太严重的案件，如盗窃罪、诈骗罪、伤害罪、等等。这些案件占到全部刑事案件的60%以上。对于这些公诉案件，笔者以为，采取起诉状一本主义的公诉方式就能满足庭审的需要。这是因为，我国的审判人员较之以前，业务素质和审判水平已有较大提高，而且对庭审改革也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审判人员根据公诉机关移送的内容充分的起诉状和控辩双方的辩论，凭借自己的审判水平和对庭审的驾驭能力，经过一次或二次开庭审理，就能查明事实并依法做出判决。而没有必要像《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的那样，在提起公诉时“移送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照片”。
除了上述案件以外的重大、复杂或者疑难案件，因其情况特殊，要求法院在移送的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照片的基础上，在法定的一审审判期限内，通过一次或二次开庭审理，查证全部案情，做出判决是有点勉为其难。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9条的规定，对于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实际上拥有判决权，但审判委员会的成员通常并不直接参与法庭审理，因此这类案件仅移送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照片，只能让审判委员会的判决“跟着感觉走”，对被告人的公正何在？所以笔者主张，对这类案件应当移送全部案卷材料，既可以避免公诉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只移送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又可以尽快查清案件事实，提高法庭的审判效率，而更重要的一点，它可以做到使被告人获得比当前公诉方式下更为公正的审判。
（二） 关于取消庭后案卷移送的规定的构想
庭后移送，是指法庭开庭审理案件以后，对法庭出示的证据及其他案卷材料是否移送及移送的时间、方式等问题。从世界各国的有关立法来看，关于庭后卷证材料的移送问题，通常未作任何规定，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对此也未作明确规定。但高法（解释）和高检（规则）对此问题都作了具体规定。高法（解释）第175条规定：“对于当庭出示、宣读的证据，审判长宣布休庭后，合议庭应当与提供证据的公诉人、辩护人等办理交接手续。”第176条又规定：“被告人最后陈述，审判长宣布休庭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休庭后三日内，将当庭出示的证据以外的其他全部案卷和证据材料移送人民法院。”而高检（规则）第308条规定：“在法庭中出示、宣读、播放的证据材料应当在法庭审理完毕休庭后将证据的复印件和复制件交给合议庭。”第309条又规定：“人民检察院在休庭三日内，应当将诉讼文书移送人民法院。”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对移送的案卷材料除了是原件还是复印件、复制件的不同之外，对庭后移送的规定，高法（解释）和高检（规则）并无本质区别。
笔者认为，应当取消庭后案卷移送的规定。其理由主要是：
1、 该条规定于法无据。
刑事诉讼法虽然在第150条规定了庭前移送材料的范围，但对于庭后移送问题，未作任何规定。在总则部分未作规定，在分则审判程序中也未作任何要求，而且上述规定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规定也有冲突。
2、该条规定必然造成庭审改革功败垂成，无法实现庭审改革的目标。
按照立法者和部分学者的观点，现行公诉方式具有下列优点：能避免法官的审前预断，防止先定后审；能贯彻言词原则，强化法庭辩论，加强控辩双方对抗性；能实现法官的中立性，保证判决的正确性。但规定庭后移送以后，庭审可以照样走过场，只不过由原来的“先定后审”改为庭后的“书面审”，法官仍然可以忽视法庭审判，而依赖于庭后公诉机关移送的案卷材料，并据此做出判决。特别是在移送的材料中，假如法官采纳了未当庭宣读、出示，没有经过法庭调查核实的证据材料作为定案根据，这不仅未达到完善程序公正性的目标，而且限制和剥夺了辩护方辩护权这一基本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