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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刑事诉讼证据立法的几个问题
范德浩

　　干朝端当前，刑事诉讼证据立法已经提上了立法的议事日程。其中有些问题尤为基层司法部门的同志所关注，迫切希望这些问题能在立法中得到解决。这些问题包括：
一、关于非法取得证据的采信
　　目前，对于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大家的认识基本一致，即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持排除态度。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可以依法重新取证。公安部的有关规定则对非法证据的效力没有涉及。如何协调三家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也是刑事证据立法所要解决的任务。
　　对于非法取得的物证，理论界和司法界认识分歧较大。世界各国对这一问题的处理、立法也差异颇大。美国采取的是较严格的排斥法，他们认为非法证据一般都应排斥，不能作为证据采信，但也设置了“最终和必然发现的例外”、“善意例外”等例外情形，缩小了非法证据的范围；英国虽同属英美法系，但对非法物证一般原则上不予排除，将自由裁量权委与法官。德国刑诉法对非法获取的物证的证据效力没有涉及，但对侵犯人的尊严和人格自由所得的证据予以禁用，但对重大犯罪，则前者应当让步。日本对于非法获得的物证的排除要求较为严格，如果不是因“重大违法”所获得的物证，或者当事人无异议的，一般都可采信，只有因“重大违法”所获得的物证，才可以排除。比较各国对于非法物证的态度，我国目前采用类似美国的做法不大现实。我国目前可以参考德国、日本、英国等国的刑事证据制度立法，采取一种对非法物证持否定态度，但在审判实践中区别不同情况加以不同处理的方式。
　　具体来说，可以在排除非法物证思想确立的前提下，从制度和立法上做以下的设计：(一)对取得过程中有轻微违法行为的，可以依法重新取证，或者补办合法手续，按照法定程序和方法重新取证；(二)对取证过程中有重大违法行为的，其所取非法证据一律摒除，法庭不得采信。对重大违法行为的判断，可以界定为：第一，非法取证受到法律处罚或受到行政处罚的行为；第二，手段恶劣、后果严重、影响较大的非法取证行为，如以暴力、胁迫方法强行侵入民宅搜查或强行搜查人身的行为，损坏财产、伤害人身的搜查行为等；第三，排除非法证据有危及国家安全之虑，或对社会重大公共安全存在威胁的重大犯罪应作为例外情形处理。例外情形的认定由法官据此自由裁量。
二、关于证人出庭作证
　　当前在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率偏低，特别是被告人翻供或供述与证人证言有矛盾时，证人不出庭便无法当庭质证。在刑事自诉案件中证人不出庭作证尤为普遍。这些证人多为自诉人或被诉人的邻居、同事等，对出庭作证顾虑较多。
　　当前证人出庭作证率低，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我国目前仍未建立证人无理拒绝作证制裁制度；二是我国的法律法规对证人出庭作证缺乏相应的保障性措施。针对第一个原因，在我国立法中可明确规定，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的证人，可以拘传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训诫、具结悔过或者处以罚款、拘留。针对第二个原因，应加强对证人的安全保护，并在新的立法中作出对证人的补偿安排，其中应包括证人的在岗工资、奖金损失费、作证时的交通费、食宿费等。对这些经济补偿应根据证人的不同情况由财政支出。
　　对证人出于合理的理由拒绝作证的情况，刑事证据立法应一并予以考虑。我国立法没有规定证人可以拒证的权力。我国古代历来都有亲亲相隐的传统。解放以后，我们将其作为封建的东西抛弃了。但西方许多国家都有类似我国古代立法的条款。如德国刑诉法规定被告人亲属有绝对拒证权；英美法系规定夫妻间在婚姻存续期间享有相互拒证权；日本也有近亲属间享有刑事责任拒证权。法国刑诉法规定，包括配偶在内的父母、儿女或其他直系卑尊亲属、兄弟姐妹等有义务作证但免于宣誓，因而不负伪证的法律责任，其证言效力只作参考而不作裁判的主要证据。韩国及我国的台湾也有亲亲相隐的类似规定。因此，不应将“亲亲相隐”简单地做为封建残余予以抛弃。可以考虑在刑事证据立法中把亲属拒证权列入有合理的理由拒绝作证的情形之中。这样做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及稳定，其立法的指导思想是，社会期望通过保守秘密来促进某种关系。社会极端重视某些关系，宁愿为捍卫保守秘密的性质，甚至不惜失去与案件结局关系重大的情报。保护亲情和家庭，也就是保护社会的最基本的单元和细胞。如果家庭得到了最精心的呵护，社会就有了和谐及稳定的基础。因此，为了稳定家庭进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通过近亲属免证权在惩处犯罪上做出小的牺牲和让步，以换取更大的社会利益，是实现现代法制可考虑的做法之一。
　　拒证权还可以考虑列入的有：因作证而自我归罪的；因职业原因享有保守秘密的义务的，如律师与被告人、医生与病人等。联合国有关公约还规定法官在履行职务中得知的秘密也享有免证权。通过立法赋予部分人作证豁免权很有必要。
三、关于证据开示制度
　　根据刑诉法和司法解释的条款，我国刑事审判程序中已有一些有关证据开示的规定，如检察院要在开庭前移送证据目录，要移送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等。然而，由于目前刑诉法对证据开示所做的规定过于粗略，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司法解释对检察院并无约束力等因素的存在，在审判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矛盾，有时甚至使得开庭审理不能顺利进行。如1999年8月，武汉市某基层法院审理了宋某、马某贪污一案。在庭审时，公诉人出示了一份十分重要的证据材料，由于该证据在庭审前未移送复印件，辩护律师未能查阅到。辩护律师束手无策，只有请求法庭延期审理。根据最高法院法释〔1998〕23号司法解释《关于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5条：“如果辩护方提出对新的证据要做必要准备时，可以宣布休庭，并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辩护方作必要准备的时间。”法庭只能同意律师的意见，进行休庭。如果建立了证据开示制度，规定未在庭审前开示的证据，庭审时不得出示，那么就不会出现庭审时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出示证据的现象，庭审效率会大为提高。
　　对证据开示是检察院单向开示，还是检察院、律师双向开示在认识上目前不尽一致。由于现行法律没有律师要在庭审前向检察院出示证据的规定，因此，庭审时常常出现律师出示主张无罪、轻罪的证据，而检察员没有准备的非常被动的情况。因此，有同志建议证据开示制度应是双方互相开示，权力均等。双方未开示的证据庭审时均不得出示。当然，也可以有一些例外的安排。
　　证据开示应在庭审前进行，由非审理本案的法官主持，以避免庭审法官产生先入之见。
　　也有人认为，证据开示制度讲的是程序问题，从诉讼结构上来讲，安排在证据立法中不太妥当。另一种意见认为，刑事证据立法不是刑诉法中证据部分的简单扩张或改写，而是就有关联的证据问题一并立法。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看，这样安排有很大好处。
四、关于鉴定问题
　　司法鉴定是目前困扰人民法院的一个头痛问题。其主要表现是一件案子、一个当事人可能同时有几个甚至多达六、七份来自不同级别的鉴定单位的鉴定，法庭开庭时很难采信。如何规范这种重复鉴定、大打鉴定战的现象呢?
　　一种意见认为解决这种状况的方法可以采用行政的方法解决，即一个地区指定一个权威部门做鉴定的最后的裁定部门，法院审判以这个权威部门的鉴定为准。这样可以减少重复鉴定的现象。
　　另一种意见认为司法鉴定如法医鉴定是一种科学鉴定，科学问题很难用鉴定单位级别高低、权威大小来决定。级别低的鉴定单位对某类鉴定问题术有专攻，很可能他的鉴定是正确的；级别高的鉴定单位也难免有疏忽、出错的时候。因此指定某一个鉴定单位做最后的权威的鉴定单位既不合理、也不符合科学方法。所谓法定证据，其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对各种证据的证明力作出预先规定。如果法院或其它部门指定某一部门为最权威的鉴定单位，无疑是预先设定了其鉴定结论为最有效的证据。这种做法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是行不通的。
　　要解决重复鉴定法庭无法采信的问题，我们认为，首先要解决对鉴定的认识问题。要认识到科学鉴定也是一种证据，这种证据只有经过正当的程序进行审查确认符合客观实际时才能采信为诉讼证据。不经过质证的证据我们不应无条件地采信。在这一点上鉴定结论并不比其他证据材料享有任何的特权。要认识到鉴定结论是可能出错的，鉴定结论并不等于科学结论。鉴定的证明力并不必然地高于其他证据材料。鉴定的正确与否并不必然与鉴定单位的级别高低成正比。审判人员不要迷信鉴定结论。因此，当出现多种鉴定材料时，我们一定要让这些鉴定结论经过法庭质证，然后，通过质证做出内心确信，对不同的鉴定材料做出取舍采信。仅仅依靠级别高的鉴定单位所作出鉴定结论来定案的方法，是放弃法官职责的偷懒、取巧的方法。这里，立法就要解决一个鉴定人出庭的问题。如果鉴定人不能出庭，对方就不可能对他进行质证，法庭也无从采信。目前，鉴定人不出庭已是普遍现象。因此，立法需要规定：鉴定人在法庭或对方当事人认为需要出庭时一定要出庭。鉴定人不能出庭接受质证的鉴定结论，法庭可以不予采信。
五、关于证据的灭失和固定
　　在审判实践中，审判人员经常会遇到因侦察阶段收集到的证据没有固定而灭失，或先破后侦，没有收集证据，破案后因证据不足造成疑案的现象。证据的灭失往往还与赃款赃物随案移送制度的虚设有关。近一时期，赃款赃物随案移送制度基本上被虚设，有时连清单也没有随案移送，由此在审判中引起了一系列问题。如有的盗窃物品需要估价，检察机关不估价、不鉴定，不负举证责任时，法院由于没有实物，也无法估价；有的案件凶器没有移送，有时在公安机关就已遗失了，导致审判证据不足。我们建议在现有的司法解释的基础上，对赃款赃物随案移送制度应在立法上有所反映。
　　(作者单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少年法庭“集中审理、指定管辖”改革的思考

闵涛


　　早在1999年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将卢湾、南市等四个区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定移送至长宁区法院审理，随后，在全国各地法院也参照“集中审理、指定管辖”模式，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我省的鸡西市、牡丹江市等法院也适用此模式多年，而得到一些有益经验。　

一、“集中审理，指定管辖”的作用和意义　

　　近年来，虽然少年法庭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　
　　对少年法庭的重视程度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和基层司法机关领导的人为因素；少年刑事案件数量有限决定了具有独立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多数人员人均受理案件数量明显偏低，如我院2004年至2006年的三年时间里共受理少年犯案件34件，审判人员年人均审不足6件；缺乏法律规范导致少年法庭在案件审理程序上规范不一和量刑出现区域不平衡；少年法庭组织机构和人员不稳定且专业化审理程序不高等等。“集中审理、指定管理”模式对于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意义。　
　　第一，有助于提高办案效率。自1997年修订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实施以来，刑法根据青少年承担刑事责任的特殊规律,相应缩减了青少年负刑事责任的范围，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应当负刑事责任，而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重大盗窃罪的，就不能再追究刑事责任。因此收案数大幅度下降而导致少年法庭审判任务严重不足的局面，如实行了“集中审理、指定管辖”，那么，提高办案效率，讲求诉讼效益，在符合公平、正义的前提下，以最少的诉讼投入来获取最大的诉讼效益，是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因此，少年法庭通过调整机构设置，大幅度提高工作效率，无疑是顺应了司法制度的演进的正确方向。　
　　第二，有助于解决适用法律不平衡的问题，推进统一执法，维护司法公正。适用法律不平衡现象的存在原本是刑事审判领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只是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中，这一问题较为突出。原因在于，就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而言，目前尚无专门的法律制度，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与成年人刑事审判适用同样的实体法、程序法。在实际工作中，对于如何根据未成年人的特点适用法律、如何把握罪与非罪的界限，如何把握从轻、减轻的幅度等问题，一方面缺乏明确的法定标准，另一方面，各司法机关、司法人员在具体适用法律的活动中还往往存在主观认识上的差异。所以，适用法律不平衡现象的存在，成为当前未成年人刑事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实体方面法律适用不平衡包括：罪与非罪的界限，如对于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性质，实施了轻微暴力的强索案件，是否以抢劫罪定罪；对于未成年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的幅度，某些法定情节成立的条件，如未成年人实施的抢劫案件中“多次抢劫”情节的成立条件，自首、立功等情节的成立条件等等。　
　　在程序方面法律适用不平衡包括：证据能否成立，证据是否充分的界限，抗辩双方出示证据，法庭调查。其中与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特色相关的环节，包括法庭审理时间的长短，气氛宽严、庭审程序的繁简，调查报告的形成方式，调查报告与审判关系等等。　
　　在“集中审理，指定管辖”的情况下，我们通过集中审理各类案件，得以及时发现问题，归纳出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时通过审判活动与各区有关部门之间的交流协调，使得上述适用法律不平衡的问题得到解决，或者趋于解决。　
　　第三，有助于强化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的专业化程序。　
　　现阶段由于少年法庭管辖区域狭小，案件数量过少，少年法庭自身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而由一个少年法庭管辖数个（县）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案件来源充足。饱和的工作量，使审判人员能够通过办理大量案件提高业务能力，积累经验，探索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特殊规律，不断地将少年法庭工作取得的诸项成果推广提升，从而为专业化程序的提高奠定理论上的基础。同时，在“集中审理、指定管辖”的条件下，少年法庭的管辖范围突破了行政区划的限制。一方面，此项改革对于贯彻司法独立原则具有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它将促使少年法庭在更大的范围、更高的层次拓展少年法庭特色工作的辐射面。　

　　二、改革中将存在的问题　

　　少年法庭机构设置改革，不可避免地将会遇到一些问题和困难。例如，目前检察院尚未做到集中起诉，仍分别向所在地法院移送案件，并要求避免异地出庭支持诉讼，被指定管辖的法院少年法庭要到起诉检察院所在地法院开庭；卷宗赃物移送，难以保证安全保存；送达法律文书、法定代理人到庭不能及时；异地押解被告人等涉及人力、物力、财力等，这些都是在改革前进中将会出现的问题和困难，但也会在加快改革前进的步伐中消失。
　
　　三、解决问题的建议
　
　　为了最大程度地解决少年法庭管辖范围作出新调整后所暴露出来的新矛盾，更是为了使改革后的少年法庭真正符合法律的本意，早日得到法律的确认，在一段时期的实践基础上，建议立法机关修改或制定有关法律予以确认少年法庭可以跨地区受理案件，以解决机构改革的法律依据问题。　
　　第一，关于跨区域开庭难问题。主动与管辖范围内的公诉机关、法院联系，互相配合，解决开庭难，可以说服公诉人到自己法院所在地开庭，难以沟通的，也可直接到公诉机关所在地开庭，对公诉机关所在地法院法庭比较紧张的，应通过自己法院与对方法院接触，协商解决法庭紧张问题，一般而言，提前一周时间通知对方法院开庭时间，安排法庭问题应比较容易解决。　
　　第二，关于卷宗赃物移送，必须与相应检察院对此问题协商，可以要求对指定管辖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卷宗、赃物直接向指定管辖法院移送，以保证卷宗和赃物不遗失。　
　　第三，送达法律文书可以委托兄弟法院或邮寄送达，而对于异地押解被告人的问题也将会在道路畅通无阻的条件下，迎刃而解的。　
　　少年司法机构设置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单就法院系统内部进行改革，难以取得规模效应，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制订全盘规划，出台配套措施，才能取得实效。因此，从长远角度看，必须进行下列改革：　
　　第一，必须设立统一的未成年人刑事侦查机构与未成年人检察机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中心，与法院系统少年庭机构设置相对应，以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减少磨擦，形成一条服务，提高少年司法的专业化程度，提高少年司法的质量与效益。例如，就检察机关而言，可以进行未成年人检察机构的相应改革，与法院少年庭的设置相对应，成立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检察科，统一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起诉。与此同时，公安机关也可以设立专门的未成年人刑事侦察科，专门承办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司法行政部门还可设立专门的未成年法律援助中心，加大对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的力度。　
　　第二，必须稳定少年审判队伍，培养专家型少年审判法官。少年审判的特殊性与专业性，需要专家型少年审判法官与之相适应。审判过程中寓教于审原则的贯彻，审判之外的种种审判延伸工作等，均需要少年法官具备相应的专业审判知识与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因此，必须保护少年审判队伍的稳定，加大少年审判的培训力度，培养专家型少年审判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