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工作的补充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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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罗马尼亚引渡条约》的决定


（１９９７年２月２３日通过）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钱其琛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于１９９６年７月１日在布加勒斯特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罗马尼亚引渡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罗马尼亚引渡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罗马尼亚（以下简称“缔约双方”）在尊重主权、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为加强两国在惩治犯罪方面的合作，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引渡的义务
　　缔约双方有义务按照本条约的规定，根据请求相互引渡在本国境内的人员，以便对其追究刑事责任或执行刑罚。

　　第二条　可引渡的犯罪
　　一、就本条约而言，可引渡的犯罪是指根据缔约双方法律均构成犯罪，并可处至少一年有期徒刑。
　　二、在前款规定为犯罪的情况下，对旨在执行刑罚而提出的引渡请求，只有在被请求引渡人尚未执行的刑期至少为六个月时，才可予以引渡。
　　三、在确定某一行为是否根据缔约双方法律均构成犯罪时，不应因缔约双方法律是否将该行为归入同类犯罪或使用同一罪名而产生影响。
　　四、如果引渡请求涉及两个以上根据缔约双方法律均可处罚的犯罪，只要其中有一项犯罪符合第一、二款规定的有关刑罚期限的条件，也可因这些犯罪引渡该人。
　　五、就财税犯罪而言，被请求方不得以其法律未规定与请求方法律同类的捐税或关税，或者无同样的有关捐税、关税、海关或货币汇兑的法规为由拒绝引渡。

　　第三条　应当拒绝引渡的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拒绝引渡：
　　（一）被请求引渡人为被请求方的国民；
　　（二）被请求方认为请求方引渡请求所涉及的犯罪属于政治性质的犯罪；
　　（三）被请求方有充分理由认为请求方提出的引渡请求旨在对被请求引渡人因其种族、宗教、国藉、政治见解等原因而提起刑事诉讼或者执行刑罚，或者被请求引渡人在司法程序中的地位将会因上述原因受到损害；
　　（四）引渡请求所涉及的犯罪只是军事性质的犯罪，而根据普通刑法不构成犯罪；
　　（五）根据缔约任何一方的法律，被请求引渡人获得了追究和审判豁免权，或根据包括时效或赦免的法律，获得了免予刑罚的豁免权；
　　（六）在收到引渡请求前，被请求方已对被请求引渡人就同一犯罪提起诉讼、作出终审判决或终止诉讼。

　　第四条　可以拒绝引渡的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拒绝引渡：
　　（一）根据请求方法律，引渡请求所涉及的犯罪全部或部分发生在其境内或发生在被认为是其境内的地方；
　　（二）犯罪发生在请求方境外，并且被请求方的法律不允许对其境外的这种犯罪进行刑事诉讼；
　　（三）如果同意引渡将与被请求方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则相抵触。

　　第五条　依法进行刑事诉讼的义务
　　一、根据本条约第三条第（一）项和第四条第（一）项规定的理由拒绝引渡时，如果引渡请求涉及的行为按照被请求方法律构成犯罪，则根据请求方的请求，被请求方应将其移交主管司法机关以便追究刑事责任。
　　二、请求应通过本条约第六条规定的途径以书面形式提出，并附本条约第八条规定的有关文件和证据。
　　三、被请求方应及时向请求方通知审判结果。

　　第六条　联系途径
　　为实施本条约，缔约双方应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联系，但本条约另有规定者除外。

　　第七条　语文
　　在执行本条约时，缔约双方应使用本国官方文字并附有对方的官方文字或英文译文。

　　第八条　引渡请求及所附文件
　　一、引渡请求应以书面形式提出，并载明下列内容：
　　（一）请求机构的名称；
　　（二）被请求引渡人的姓名、国藉以及其他已知的与其身份有关的情况及其居所；
　　（三）关于犯罪事实的说明，包括犯罪的时间、地点以及犯罪造成的物质损失；
　　（四）关于认定犯罪及该项犯罪所处刑罚的法律规定。
　　二、引渡请求应附下列材料：
　　（一）如有可能，有关被请求引渡人特征的材料，包括照片、指纹及任何能证明其身份、国藉和居所的其他材料；
　　（二）有关物质损失的材料以及任何物质损失的性质、数量及重要性的说明；
　　（三）有关法律条文的副本或说明，包括认定犯罪、所处刑罚和追诉时效的法律规定。
　　三、旨在对被请求引渡人提起诉讼而提出的引渡请求，还应附有请求方主管机关签发的逮捕证原件或副本或其他具有同等效力的文件。
　　四、旨在对被请求引渡人执行刑罚而提出的引渡请求，还应附有请求方法院终局判决书的原件或经证明无误的副本以及关于未服刑期的说明。
　　五、引渡请求所附文件均应经主管机关正式盖章，无须认证。

　　第九条　补充材料
　　被请求方如果认为引渡请求所附材料不够充分，可以要求请求方在六十天内提交补充材料。经请求方的合理要求，这一期限还可延长十五天。如果请求方未在上述期限内提交补充材料，应视为自动放弃请求，已被羁押的被请求引渡人应予释放，但不妨碍请求就同一犯罪再次提出引渡请求。

　　第十条　为引渡而逮捕
　　收到引渡请求后，除根据本条约不能引渡的情形外，被请求方应立即逮捕被请求引渡人。

　　第十一条　临时逮捕
　　一、在紧急情况下，请求方可以请求被请求方在其收到引渡请求前临时逮捕准备请求引渡的人。此种请求可以书面形式通过外交途径或国际刑警组织途径以任何被请求方接受的通讯方式提出。
　　二、请求书应包括本条约第八条第一款的内容，并说明对该人已签发了逮捕证或已作出了刑事判决以及将尽快对该人提出引渡请求。
　　三、被请求方应将对该项请求的决定及有关情况及时通知请求方。
　　四、被请求方在对被请求引渡人逮捕后三十天内，如未收到本条约第八所指的引渡请求及文件，可释放临时被逮捕的人。上述期限可经请求方的合理要求延长十五天，但仅限一次。
　　五、如果请求方随后提交了引渡请求及文件，则对临时被逮捕人的释放不应影响对该人的重新逮捕和引渡。

　　第十二条　移交被引渡人
　　一、被请求方应立即将其对引渡请求所作出的决定通知请求方。
　　二、如果部分或全部拒绝引渡请求，被请求方应说明理由。
　　三、如果同意引渡请求，被请求方应确定一个合理的移交期限，缔约双方应在该期限内商定移交被引渡人的时间、地点；同时，被请求方应告知请求方有关被请求引渡人已被拘留的时间。
　　四、如果请求方自商定执行引渡之日起十五天内不接收被引渡人，应被视为放弃该项引渡请求，被请求方应立即释放该人，并可拒绝请求方就同一犯罪对该人再次提出的引渡请求。
　　五、如果缔约一方因其无法控制的原因不能在商定执行引渡的期限内移交或接收被引渡人，该方应及时通知另一方。缔约双方应重新商定移交被引渡人的有关事宜。

　　第十三条　暂缓移交和临时移交
　　一、如果被引渡人正在被请求方境内因请求引渡的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受审或服刑，被请求方可以暂缓移交该人，直至诉讼终结、服刑期满或提前释放，并应将此通知请求方。
　　二、如果前款规定的暂缓移交可能导致超过刑事追诉时效或难以对犯罪进行调查，被请求方可以根据请求方的请求，临时移交被引渡人。
　　三、请求方在完成有关诉讼行为后，应立即将被临时移交的人归还被请求方。

　　第十四条　重新引渡
　　如果被引渡人逃避刑事追诉、审判或执行刑罚，并自愿返回被请求方境内，被请求方应根据请求方的请求将其再次引渡。在这种情况下，请求方无需提交本条约第八条规定的文件。

　　第十五条　数国提出的引渡请求
　　如果包括请求方在内的数国对同一人就同一行为或不同行为提出引渡请求，被请求方有权决定将该人引渡给其中任何一个国家。被请求方在决定引渡时，应考虑各种情况，特别是有无条约关系、犯罪的严重性、犯罪行为地、提出请求的时间、被请求引渡人的国藉以及再引渡的可能性。

　　第十六条　特定原则
　　请求方不得对已移交的被引渡人在引渡前所犯的非准予引渡的罪行追究刑事责任或执行刑罚或限制其人身自由，也不得将该人再引渡给第三国，但下列情况除外：
　　（一）被请求方同意。为此，请求方应通过本条约第六条规定的途径以书面方式提出请求，并附本条约第八条规定的有关文件和被引渡人陈述的法律记录。如请求引渡所涉及的罪行本身根据本条约应予引渡，则应予同意；
　　（二）被引渡人在刑事审判终结或刑罚执行完毕后三十天内可以自由离开请求方领土而未离开，或离开后又自愿返回。但被引渡人由于其无法控制的原因不能离开请求方领土的时间不计算此期限。

　　第十七条　财物的移交
　　一、被请求方应在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应请求方的请求向其移交已查获的被引渡人在据以引渡的犯罪中获得的财物和作为证据的财物。
　　二、在同意引渡后，如果因被引渡人死亡、逃脱或其他原因而不能执行引渡，本条第一款所指的财物仍应予以移交。
　　三、如果被请求方需要将本条第一款所指的财物用作正在进行的其他刑事案件的证据，可以暂缓移交直至案件诉讼程序终结。在此情况下，被请求方应通知请求方。
　　四、被请求方或任何第三方对本条第一款所指财物的权利，应予保留。如果存在该项权利，则应在审判终结后尽快将该项财物无偿归还被请求方。

　　第十八条　过境
　　一、根据缔约另一方的请求，缔约一方应允许缔约另一方从第三国引渡的人经过其领土。如果使用空运且未计划在缔约一方境内降落，则无需其同意。
　　二、过境请求应通过本条约第六条规定的途径以书面方式提出，并附本条约第八条规定的有关文件。
　　三、根据本条约规定不应引渡的人，被请求方可以拒绝其过境。

　　第十九条　通报
　　请求方应向被请求方及时通报对被引渡人刑事诉讼、执行刑罚或者再引渡给第三国的情况。

　　第二十条　处理引渡请求适用的法律
　　除本条约另有规定外，被请求方根据其本国法处理与引渡有关的请求。

　　第二十一条　费用
　　一、被请求方应承担移交被引渡人之前在其境内因引渡所产生的费用。
　　二、与过境有关的费用由过境请求方负担。

　　第二十二条　争议的解决
　　因解释和适用本条约所产生的任何争议，均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第二十三条　批准和生效
　　本条约须经批准，批准书在北京互换。本条约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第三十天开始生效。

　　第二十四条　终止
　　一、本条约自缔约任何一方通过外交途径书面通知另一方终止之日起六个月后失效，否则，本条约无限期有效。
　　二、本条约的终止不应影响在本条约终止前已经开始的引渡程序。
　　缔约双方全权代表本条约上签字，以昭信守。
　　本条约于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日在布加勒斯特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和罗文写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罗马尼亚代表
　　　　钱　其　琛　　　　　　　　　　　　　　　梅列什卡努
法的效率与西部大开发

孟 波
（兰州大学 甘肃 730000）


[摘要]本文运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价值体系中的效率问题，它是我国在现代立法、守法、执法过程中值得思考的方面。在这之中，我们要正确处理好效率与秩序、效率与公平、效率与正义的关系，合理运用经济学的普遍原理和方法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促进法制效率的实现。进而，在西部大开发的实践过程中，运用公平而高效的法律去调节与控制西部开发中的资源、人才和资金等关键性因素合理有序的运作，并最终使这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得以顺利的实施和实现！
[关键词] 效率 西部大开发 交易成本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曾坚定的指出“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①在我国进行了尽二十四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也证明：只有科学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才能有效的保证发展的顺利进行，才能保证改革开放的大船乘风远航！因此，根据我国改革实践的经验制定并完善我国的法制体系才是当务之急，而在制定并完善过程中合理的运用经济学的普遍原理和方法去指导公平而高效的法律制度的建设，使之更有效服务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更有力服务于西部大开发这场关系当今中国的发展乃至关系到全民族复兴与繁荣的伟大事业中去！
一、效率概念的阐释
效率（又称效益）作为一个舶来品是在最近二十余年才逐步引起法律界人士的重视与关注的话题。效率在英文中的单词是“efficiency”，其在朗文词典中的释义为“做的又快又省又好”。在现代法理学论著中把它定义为“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即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或以同样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②同样，在经济学中关于效率问题分析的“帕累托效率论”是讲：以价值最大化的方式配置和使用资源，从而达到对有限资源的充分利用。因此，从法学与经济学对效率的界定上我们可以看出：法律作为一种由国家独有而稀缺的资源，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配置使之实现预期的社会目的最大化是当今立法、守法、执法中所应思考的主要问题。美国著名的法学家庞德指出法律的社会目的在于“在最少的阻碍和浪费的情况下给予整个利益方案以最大的效果。”③这就要求我们无论是在实体法中，还是在程序法中都要遵循其内在的经济规律，按照“经济理性”的要求去合理分配司法资源的投入与产出、成


本与效率问题，从而使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限的司法资源得以合理有效的配置，进而最充分的保证我国人民在当前阶段的政治、经济权益，并为西部大开发的可持续性发展保驾护航！
二、运用经济学分析效率问题在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应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下，生产者和经营者处于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境地，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指挥，各种资源逐步从低效率利用向高效率利用转移，并最终达到一种价值最优化的状态。国家作为市场经济的参与者与监管者应该合理运用国家宏观调控手段来使竞争中的盲目性、偶然性、任意性、风险性等资源浪费现象减少到最低化。而国家宏观调控的有效武器之一便是法律，这就要求法律的建设在正确的调控其它资源的同时法律自身先要作到效率第一与价值最大化。
首先，我们对实体法中的民商法用经济学的观点加以分析。根据著名经济学家科斯的科斯第一定律：若交易成本为零，无论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最佳配置，而与法律无关。④波斯纳对这里的交易成本定义为：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人们通过自愿交换而实施法律行为所支付的成本。⑤从而可见，最大限度的节约交易成本是经济立法的效率所在和根本动因。交易成本在经济立法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经济立法本身的成本和守法、执法的成本；二、经济立法改变市场资源配置所节省的成本。这两种成本之间是一种呈反比的关系，我们加大对第一种成本的投入相应的会使第二种成本的投入减小；相反，我们强调第二种成本的增加相应的便会节约第一种成本的投入，而按经济学最大边际效用的原理就需要我们在经济立法中找到两种成本的最大边际效用交叉点，从而指导我们的经济法制建设工作。一方面，一部公平而高效的法律就要达到它给市场资源合理配置带来的利益远远大于违法所付出的成本，只有这样经济立法才是最高效率的法律，否则，当守法的成本大于违法的成本时，人们就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而这样法律作为秩序、公正和公平的代表的形象就荡然无存了。另一方面，法律应该明确界定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使市场主体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达到最优化。例如，经济学中科斯定理的基本内容是：确定和保护产权最有利于对有限的资源的充分利用，从而提高经济效率。所以对产权的清晰界定是经济立法的基本前提，而我国民法中关于“物权”的法定定义至今没有确定，从而使经济交易中的当事人在物权的所有权、抵押权和担保权上无从着手，这就使的大量的司法纠纷集中于此。据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231号《法院情况反映》1991年1-9月法院合同纠纷案件下降0.16%，借款合同案件下降44.44%而同期全国的三角债却高达2800亿元这说明了法律所能优化人们的经济行为所导致的费用远远大于市场资源自我调节的费用，所以人们放弃法律而自觉的节省有限的经济成本，以至使经济立法因不经济而被束之高阁。总而言之，


在现实交易成本存在的情况下，市场主体会自觉不自觉的运用经济学中博弈论的观点去分析交易成本，“对于能使交易成本达到最小而收益最大的法律予以遵守”，⑥反之，则予以抛弃。这就要求我们在经济立法的效率问题上沿着边际成本曲线，在市场主体的总体收益与可承受损失的原则下，追求经济立法的社会目的有效的实现。就如恩格斯所说得法的起源那样“在很早的时候就产生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的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每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就成了法律。”⑦这就是社会主义法律的最高标准。
其次，我们对程序法中的民事、刑事诉讼法用经济学的观点加以分析。我国在诉讼法上的价值取向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而波斯纳认为“正义的第一种涵义——也许是最普通的涵义——是效率。”⑧可见，公平与效率之间并不是“鱼与熊掌”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合理的配置这一稀缺资源，使之最有效的利用便是对正义的最大的追求！在诉讼法中交易成本也主要包括两方面：一、经济成本，即在诉讼前、中、后中的经济资源的投入；二、社会成本，即法律后果所要为社会所认同所付出的成本。我们这里主要分析诉讼中的经济成本。它又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诉讼的预期成本和诉讼的成本。一部公正而高效的诉讼法应该使两者的利益达到最大化，使预期成本与现实成本的差额达到最大化，从而最终实现“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法律价值取向。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合理的移植一审终审和三审终审的审判程序精髓的同时确定采用两审终审制，并在第一审程序中分离出简易程序的审理，从而更加贴近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它更能迅速及时的惩罚犯罪，扶植良好的社会风气，降低诉讼成本费用，达到使当事人的预期诉讼效益提高的目的，从而有效的避免了二审程序与再审程序的启动，把有限的司法资源的最大效用配置到社会最需要的方面，最终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健康、有序、快速、稳定的发展。总而言之，对诉讼法中的诉讼效率与诉讼成本的研究要求我们尽量节省有限的审判资源和充分利用多种诉讼资源去公正、合法、快速的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不合法行为，从而到达诉讼当事人预期效果和法律社会目的的实现。同时，更要求我们正确的调整公正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改变过去司法实践中“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尴尬局面，真正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诉讼法律体系。
最后，综上所述，高效有序的经济法律体系的建设是诉讼法律资源合理配置的基础和实体保障，而高效公正的诉讼法律体系的健全是经济法律体系完善的前提和程序保障。两者从健全与完善的时间上来讲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因此，这就明确要求我们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建设过程中既不能重实体而轻程序，也不能重程序而轻实体，而要在法制建设


上同样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原则，最终把我国的以法治国的精神切实的贯彻执行下去。

三、西部大开发中的法制与效率问题
西部大开发作为我党在新世纪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反映最广大中国人民意愿的真实体现，是动员社会各个地区各个方面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伟大决策，它更是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生动反映。在这场空前伟大的社会变革中，我们只有以法律作为根本的国家宏观调控手段才能切实的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可持续性发展，才能真正体现党和国家对西部大开发的重视性与严肃性。因此，我们呼吁在西部大开发问题上可适用“适度超前立法”的原则，制定适合于西部大开发的切实有效的法律。对这部法律主要从三个方面重点分析。
第一，对资源的立法。西部地区蕴涵着丰富的经济资源和人文资源。如何合理高效的运用这些资源使之可持续性的服务于西部的经济发展是西部大开发中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这其中我们一定要借鉴在东部发展过程中对资源的破坏性、无序性、浪费性、灭绝性的开发使用问题，坚决不能再走“先发展，再治理”的老路子，而应是从开发的最初就注意开发与保护并举、利用与治理并存，在有效的配置资源的基础上为长期、合理、高效的发展节约远期成本，从而在一段甚至更长时间内达到价值最大化。
第二，对人才的立法。二十一世纪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西部之所以落后的关键性问题是人才的不合理流动，而“一江春水向东流”正是这种不合理流动的真实写照。因此，我们要从立法上来规范人才的合理流动体制，利用经济功能调控人才的分布与流量。同时，应当摒弃那种狭隘的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的人才政策，为人才的各得其所、各显其能、各进其才提供良好的个人职业生涯环境。对于西部人才体制来说，只要能以合理的代价换来较大化的社会利益，那怕是以最大的个人利益换来对整个企业乃至社会最佳的边际效用也是一种高效良好的人才机制！
第三，对资金的立法。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国家、社会和企业必然会投入大量的资金。这就要求建立有效的资金监控机制，保证国家资金在西部大开发中用到最有效益的项目中去，保证资金的正常运作，要改变过去受之于鱼救济式扶贫，而要开展受之于渔开发式扶贫！同时，加强反腐倡廉的力度，切实贯彻“三讲”“三个代表”的精神，遏止腐败滋生的温床，为西部大开发创造一片晴朗的天空！
综上所述，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在我国法制体系建设和实践中，正确处理效率在法律体系中的价值取向问题；切实注重“成本”这一经济术语在实体法和程序法建设中的合理调节作用。


正确运用经济学中“成本效益分析”“边际效用理论”“博弈论”等经济分析方法去观察和思考法制体系建设过程中的效率问题。进而，在法律实践中自觉遵守经济规律和要求，更好的制定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律体系，更好的适应于我国现阶段西部大开发的需要，更好的服务
于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目标！

致谢：本论文的到法律系硕士生导师李功国教授的审阅和指导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作者简介：孟 波 男 山东德州人 （1978- ）， 现为兰州大学法律系硕士研究生

参考书目：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第224页
② 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第243页
③ [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84年版 第71页
④ R.H.Coase: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第14--15页
⑤⑧ [美]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中译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年版 第391页
⑥ 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第318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第538--5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