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甘肃省农业承包合同管理条例》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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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甘肃省农业承包合同管理条例》的决定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甘肃省农业承包合同管理条例》的决定
（2004年6月4日甘肃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甘肃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定对《甘肃省农业承包合同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第十二条修改为：“承包合同签订后，当事人一方或双方要求鉴证的，向当地乡（镇）农业承包合同管理委员会提出申请，办理鉴证手续；乡（镇）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的承包合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要求鉴证的，向县（市、区）农业承包合同管理委员会提出申请，办理鉴证手续。”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甘肃省农业承包合同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改，重新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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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司法改革中的越位问题
王 超* 周 菁**
内容提要：目前，司法改革在我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是这些改革大都采取由下至上的局部扩展方式，而不是由上至下的整体推进方式，在实践中虽然取得了一些积极效果，但也产生了许多问题。本文主要对零口供、提前介入、不起诉听证、少年犯罪案件指定管辖以及合议庭评议公开等改革举措作简要评析，并对我国目前司法改革中的司法造法、突破法律进行改革所带来的影响展开讨论。
关 键 词：司法改革；改革措施；司法造法
最近几年，特别是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司法改革的口号之后，司法改革一夜之间成为街头巷尾所讨论的热门话题。不仅法学界对此予以极大关注，就连司法实践界也不甘寂寞，争先恐后地出台了形形色色的改革举措。其中虽不乏真知灼见，如审判长资格选任制度、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等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在精彩纷呈的改革背后，“弄巧成拙”者甚至“赶时髦”者也不乏其例。但是，司法改革由于缺乏中央的统一调度，使得地方司法机关不得不“各立门户”、“自行其是”，因此，名目繁多、形色各异的改革措施纷纷登台亮相。笔者对这种零敲碎打、各自为政自下而上式的改革并不以为然，本文拟选择其中几例具有代表性的改革进行分析，以对我国司法改革中的越位问题进行分析。
一、零口供与我国法律的冲突
为了“提高办案水平特别是运用证据的能力，转变执法观念，树立先进的诉讼理念”[1]，2000年8月，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检察院出台了《主诉检察官办案零口供规则》。该规则第五条第三款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允许其作无罪、罪轻的辩护，允许其保持沉默。” 这表明犯罪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不仅如此，主诉检察官办案时应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作假定排除，以直接、间接证据形成的证据锁链作为定案的唯一标准和依据（该规则第三条），此所谓零口供规则。不难理解，零口供的精神实质就是改变过去以供定案的“口供情结”，要求检察官在进行案件的审查批捕或者审查起诉时，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视为“零”，不能使用“口供还原”的方法来解决证据问题，只能依据该案的其他证据来判定案件事实以及决定犯罪嫌疑人是否应当被逮捕或者起诉。
在个体权利意识逐渐增强的今天，首创零口供、推行沉默权在中国的确是“惊世骇俗”。[2]对此，人们褒贬不一，持赞扬态度的人认为：零口供的推出是沉默权在我国实践中的运用，它对于遏制刑讯逼供，建立文明的侦查方式有积极的意义。持反对态度的人认为：创立零口供、推行沉默权是典型的“司法造法”，检察机关的行为僭越了立法权。不仅如此，笔者还认为零口供的推出不仅在法理上没有依据、与我国法律相违背，而且在实践中也收效甚微。
首先，零口供规则违反了法理。虽然有学者认为零口供的实施对于我国沉默权的推行和无罪推定的贯彻有积极的作用，但是零口供是不符合沉默权的设置机理的，而且是对沉默权的一种理解偏差。沉默权起源于英国，在谈论到它时人们总是会引用大主教圣克莱夫特的一句名言：“我有权拒绝回答任何可能使我自证其罪的问题。”[1]由此可见，沉默权不等于“不说话的权利”，沉默的限度是保障犯罪嫌疑人“不自证其罪”的权利的行使，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的范围在于侦查机关“有可能导致其自证有罪”的提问范围内，而在这一范围外，犯罪嫌疑人则没有沉默的权利。如果依据零口供规则将口供——主要是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视为零的话，那么犯罪嫌疑人的合法自白、自首等都在法律上得到排除，这与沉默权的基本精神是相背离的。
其次，零口供规则的推行于法律上没有依据，甚至与立法相背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我国法律规定了七种合法证据，在我国的证据制度下，口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辩解作为一种合法的证据形式存在，如果该口供是通过合法程序取得的具有合法形式的证据，无论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还是无罪供述都可以作为证据使用。零口供规则的实行，排除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这种法定的证据，这是与我国法律相违背的。（2）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不以被告人的供述为前提。[3]零口供规则是对这一规定的曲解，这一法律规定并不是排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作为证据使用，只是说明仅仅有口供是不能定罪量刑的。而零口供是对这一原则的极端应用。由此可见，这种做法并不是在法律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打了一个擦边球[4]。
最后，零口供的实施并不能实现“立法者”保障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沉默权的目的。由于零口供仅仅适用于顺城区检察院的起诉科，其在适用上的限制，会导致同一犯罪嫌疑人和不同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不平衡。首先对于同一犯罪嫌疑人来讲，在侦查以及审判阶段不享有沉默权，仅在起诉阶段享有沉默权，我们不禁要问：人权的保障要分阶段吗？其次对于不同犯罪嫌疑人来讲，仅仅“该院该科”承办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那么其他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就没有必要保护吗？人权的保障在一个统一国家内还要分地域吗？
二、评“提前介入”
近年来，出于加强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力度与“证据把关”或取证指导的动机，再加上我国历来有侦检联合办案的传统，以及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过程中的请示、咨询行为，“提前介入”作为一种工作方式在一些检察机关应运而生。所谓“提前介入”是指检察机关在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和移送起诉之前直接参与某些刑事案件的侦查活动。不可否认，“提前介入”这一方式，使侦查监督由静态监督转向动态监督，对于加快办案速度，防止和纠正违法侦查活动，提高办案质量，防止错捕错诉等具有一定的诉讼价值。[2]但是，我们认为检察机关介入刑事案件侦查活动不仅在法律上和理论上难以立足，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常常脱离轨道，与设计者的预想相去甚远。
首先，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活动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翻阅我国法律有关规定，不难发现，“提前介入”缺乏刑事诉讼法的程序性保障是不争的事实。在我国刑事司法体系中，并未象其它大陆法系国家那样规定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有指挥权[5]，而是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相互独立，各自行使侦查、起诉职能，检察机关虽然对侦查活动有监督的权力，但这种监督只能是事后监督，而不能为了所谓“效果”[6]想当然地突破法律搞“同步监督”或“事前监督”。另外，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常常使自己既是侦查权的行使者，又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和审查。在这一情况下，检察机关既充当了案件的“当事人”，又是案件的“审判者”，这样做是有违“任何人不能担任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一自然正义法则的。
其次，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会导致侦查过程中的不平衡。众所周知，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侦查过程中针对犯罪嫌疑人所实施的侦查活动一般要经过法院或者法官的合法授权或审查，即建立对侦查活动的司法审查机制，以弥补辩方的“先天不足”，增强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可能性，促进程序公正。而在我国的刑事侦查中，只有侦查活动的实施者和犯罪嫌疑人两方的参与。因此从本质上来讲，我国的刑事侦查是缺乏平等性和对抗性的。据此，有学者认为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刑事侦查，由检察机关实现对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从而实现侦查过程中的两方对抗。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侦查机关的活动和检察机关的活动具有承接性，侦查的目的是为检察机关追究犯罪提供相关证据促进刑事诉讼向着有利于控诉的方向发展。因此检察机关介入刑事侦查之后，经常会产生两机关联合办案、协同作战的结局。故在这种侦检一体化倾向中，欲使非中立的检察机关通过“事前监督”来达到侦查过程中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格局是不可能的，而只会对犯罪嫌疑人的利益保障不力和加剧双方力量的不均衡。
最后，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在实践中难免碰到无法解决的问题，因而缺乏可行性。第一，检察机关何时介入侦查？是在侦查机关刚刚开始侦查时介入，还是在侦查机关对案件的侦查已经基本成型，仅仅需要对基本证据进行补强时才介入呢？这不仅在实践中难免会发生争议，而且易产生混乱。假如检察机关不适时地介入了侦查活动而不受公安机关欢迎甚至遭到抵触怎么办？第二，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难以协调。检察机关是以监督者身份还是以协助者身份介入侦查？介入侦查之后，检察机关起协助侦查作用还是监督作用？抑或是指导作用？如果发生了分歧二者关系如何协调，是由检察机关还是侦查机关决定？这恐怕是提倡提前介入的人难以回答的。其实，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基本上还是我行我素，检察机关的提前介入根本没起到积极的作用。另外，如果在侦查过程中出现了错误，应当由谁承担责任？从理论上讲，应由侦查活动的实施者承担责任。然而，谁是实施者？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互相推诿并非不可能发生。这恐怕也是提前介入难以推行的一个重要障碍。
三、不起诉能否听证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银行科技发展奖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银发〔2002〕262号
中国人民银行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各政策性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 现将《银行科技发展奖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附件 银行科技发展奖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进一步调动银行业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奖励在银行业科技创新中做出重要贡献的集体和个人，促进银行业科技的快速发展，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银行科技发展奖评奖范围主要包括：人民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及其企业的科技创新项目。
第三条银行科技发展奖实行按项目（成果）评奖的方式，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以申报银行科技发展奖： （一）银行电子化、信息化应用开发和研究成果。 （二）票币印制行业和金融专用机具研究成果，包括新产品、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计、新方法等。 （三）技术基础成果，包括银行标准、科技情报、科技档案等。 （四）有一定创新和发展、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的理论研究成果。 （五）为决策科技化与管理现代化服务的软科学研究成果中，取得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项目。
第四条对获得银行科技发展奖的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和主要完成人，按照本办法规定给予相应的精神和物质奖励。
第二章申报奖励的条件及等级标准
第五条申报银行科技发展奖的成果必须是前一年经科技成果鉴定（定型）的项目，具有中国人民银行文件规定的鉴定证书，同时各类成果必须具备如下相应条件： （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必须是国内首创或本行业先进，并经过实践证明具有明显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二）理论研究成果和软科学研究成果必须在全国性的或国外学术刊物刊登一年以上并经实践验证取得显著效果。 （三）各类标准应在正式公布试行一年以后，经实践证明使用情况及效果良好。
第六条重大成套项目或系统工程项目申报银行科技发展奖，应包括该项目的子项。若某一子项成果确实水平很高，技术难度很大，并具有广泛应用性，在不影响总项目获奖的情况下，并征得总项目主持者同意之后，可单独申报银行科技发展奖。但在重大系统工程项目申报奖励时，应写明其中的某子项已于何年何月申报或获得何等级奖励；对该重大项目的评审，应除去单独获奖子项的技术内容，单独获奖的子项不再分享总项目的荣誉和奖金。
第七条同类项目（包括技术上基本相同的系列及派生系列产品）或同类技术，不允许重复获奖。如在原有技术上确有新发明，使原有项目技术水平显著提高并取得重大经济效益，新发明可申报奖励。
第八条申报银行科技发展奖的项目必须是没有争议的或争议已被排除的项目。
第九条银行科技发展奖的奖励等级为：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四个等级。 特等奖项目应为科学技术水平很高，社会经济效益特别显著，具有特别重大作用意义的项目。 一等奖项目应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对促进金融进步具有重大作用，经实践验证有重大经济或社会效益。 二等奖项目应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技术难度较大，对促进金融行业科学进步具有较大作用，经实践验证有较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三等奖项目应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有一定技术难度，对促进银行行业科技进步有一定作用，经实践证明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第十条银行科技发展奖的奖励标准为：特等奖奖金68000-75000元，一等奖奖金35000-42000元，二等奖奖金20000-28000元，三等奖奖金8000-12000元(今后随国家科技进步奖奖金的变化而调整)。奖金由获奖项目的主管单位在利润留成、事业费、奖励费用或费用预算中列支。所有获奖项目均由中国人民银行发放奖状和证书。
第三章申报程序
第十一条银行科技发展奖项目的申报程序，原则上按任务来源的隶属关系逐级上报，自选项目按其行政隶属关系逐级上报。共同完成项目由第一完成单位组织其他单位联合申报。
第十二条银行科技发展奖的审批程序分为初审和复审两个阶段。各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科技（电脑）部，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及印钞造币总公司均为初审部门。初审合格后，方可报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组织复审。 初审部门应完成下列初审工作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一）审查申报项目是否符合科技发展奖励范围。 （二）审查申报的申报资料是否齐备、主要完成人员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三）对申报项目的实质性内容如有疑问须弄清楚，必要时可进行实地考察或采取其他形式的调配研究。
第十三条申报银行科技发展奖，需填写《银行科技发展奖申报书》，并附以下材料： （一）科技成果鉴定证书； （二）已获经济效益证明（有财务公章的证明）； （三）用户使用或社会效益证明； （四）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 （五）主要完成人员情况表； （六）科技技术总结报告。 《银行科技发展奖申报书》及其他附件一式五份以上（申报特等奖10份，一等奖7份，二等奖6份，三等奖5份），附件按上述顺序排列，与申报书一并装订成册。
第十四条每年1月15日（以邮戳为准）为基层单位向初审部门申报截止时间，3月15日（以邮戳为准）为初审部门向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报送截止时间，过时不予受理。
第十五条凡申报银行科技发展奖三等奖、二等奖、一等奖、特等奖的项目，应交纳的评审费分别为：200元、300元、500元、1000元(其中：初审费占40%，复审费占60%)。初审部门在受理申报科技发展奖项目的同时，应负责收费，然后将初审符合条件的项目和复审费一并交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 第四章评审机构
第十六条银行科技发展奖复审采取会议评审制。评审机构由银行科技发展奖评审领导小组及其领导下的电子化评审委员会及银行科技发展奖印制评审委员会组成。评审委员会下设若干专业评审组。
第十七条评审领导小组由中国人民银行分管科技工作的行领导、科技司、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和各政策性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交通银行科技部门的负责人组成，日常办事机构设在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评审领导小组主要任务是：审定银行科技发展奖奖励政策；审批银行科技发展奖授奖项目，投票表决一等奖；协调处理奖励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特等奖项目须经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审批。
第十八条银行电子化和印制评审委员会由有关部门领导及行业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的任务是：组织领导本评委会所属各专业组的评审工作；确定本评委会所属各专业的奖励数额；评审特等奖、一等奖项目；批准二等、三等奖项目；向评审领导小组推荐申报国家科技进步奖项目。
第十九条专业评审组由本专业若干专家组成。其主要任务是：负责评审本专业范围内的二、三等奖项目；向评委会推荐特等、一等奖项目。
第二十条各级评审机构成员，由中国人民银行聘任，聘任期为三年。各级评审机构及其成员应本着科学、公正、独立的原则行使评审权利，并对评审结果负责。各级评审机构成员具备以下条件： (一)在本专业科技方面有较深造诣，在国内同行中水平较高，具有高中级职称，并熟悉本专业国内外现状。 (二)热心并能积极参与科技奖励工作，严格掌握标准，秉公办事。 (三)对申报和评审项目的技术内容保守秘密。 (四)如果评审人员为项目完成人，在讨论和表决该项目时，应予回避。 第五章主要完成人及主要完成单位
第二十一条申报评奖项目应注明项目的主要完成人和主要完成单位。主要完成人是指对该项目的完成做出创造性贡献的主要人员。具备下列基本条件之一者可作为申报项目的主要完成人： (一)提出和确定项目总体方案设计。 (二)在研制过程中直接参与解决技术关键和疑难问题。 (三)直接参与并解决在投产、应用和推广过程中的主要技术难点。 各级行政管理人员一般不作为主要完成人，如确曾参加了某项课题的研究，并符合主要完成人条件，亦可定为该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之一参加申报银行科技发展奖，但在申报书内应附详细书面材料，如实说明其所作的技术贡献；处级以上（含处级）的行政管理人员的材料需由本项目负责人证明，领导签字，方可生效。
第二十二条主要完成单位是指项目主要完成人所在的基层单位，是在科技成果的研制、推广应用过程中提供物质、经费、技术等条件，对该项目的完成起到重要作用的单位。各级行政部门原则上不应作为主要完成单位。
第二十三条主要完成人数限额为：特等奖不多于30人；一等奖不多于15人；二等奖不多于9人；三等奖不多于5人。 主要完成人及单位按贡献大小排列。对主要完成单位授予奖状，对主要完成人授予个人荣誉证书。荣获银行科技发展奖项目的主要完成人的事迹应记入本人档案，作为考核、晋级、技术职务聘任的重要依据之一。
第二十四条获奖项目的奖金应按贡献大小分配，主要完成人所得奖金应占奖金总额的百分之五十到七十。
第二十五条获奖项目奖金不重复发放，已获奖项目，如又获得上一级的奖励，只补发奖金差额部分，扣除部分作为科技成果奖励基金，不得挪作他用。
第六章附则
第二十六条获奖项目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公布（保密项目内部公布），不设争议期。未获奖项目不通告，材料不退回。
第二十七条在科技成果管理中，各级银行部门都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树立国家、民族利益第一和尊重他人劳动的职业道德风尚，提倡社会主义大协作，反对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等不良倾向。对科技成果在研制或申报中弄虚作假、剽窃他人劳动成果的行为，应进行批评教育，追回奖金、撤销奖励。情节恶劣者，应给予必要的处分。对压制破坏科技成果上报、评奖者，应予严肃处理。
第二十八条向中国人民银行申报奖励的项目，不得同时向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有关部门和国务院其他部委申报。
第二十九条本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解释。
第三十条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生效。
王 超* 周 菁**
内容提要：目前，司法改革在我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是这些改革大都采取由下至上的局部扩展方式，而不是由上至下的整体推进方式，在实践中虽然取得了一些积极效果，但也产生了许多问题。本文主要对零口供、提前介入、不起诉听证、少年犯罪案件指定管辖以及合议庭评议公开等改革举措作简要评析，并对我国目前司法改革中的司法造法、突破法律进行改革所带来的影响展开讨论。
关 键 词：司法改革；改革措施；司法造法
最近几年，特别是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司法改革的口号之后，司法改革一夜之间成为街头巷尾所讨论的热门话题。不仅法学界对此予以极大关注，就连司法实践界也不甘寂寞，争先恐后地出台了形形色色的改革举措。其中虽不乏真知灼见，如审判长资格选任制度、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等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在精彩纷呈的改革背后，“弄巧成拙”者甚至“赶时髦”者也不乏其例。但是，司法改革由于缺乏中央的统一调度，使得地方司法机关不得不“各立门户”、“自行其是”，因此，名目繁多、形色各异的改革措施纷纷登台亮相。笔者对这种零敲碎打、各自为政自下而上式的改革并不以为然，本文拟选择其中几例具有代表性的改革进行分析，以对我国司法改革中的越位问题进行分析。
一、零口供与我国法律的冲突
为了“提高办案水平特别是运用证据的能力，转变执法观念，树立先进的诉讼理念”[1]，2000年8月，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检察院出台了《主诉检察官办案零口供规则》。该规则第五条第三款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允许其作无罪、罪轻的辩护，允许其保持沉默。” 这表明犯罪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不仅如此，主诉检察官办案时应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作假定排除，以直接、间接证据形成的证据锁链作为定案的唯一标准和依据（该规则第三条），此所谓零口供规则。不难理解，零口供的精神实质就是改变过去以供定案的“口供情结”，要求检察官在进行案件的审查批捕或者审查起诉时，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视为“零”，不能使用“口供还原”的方法来解决证据问题，只能依据该案的其他证据来判定案件事实以及决定犯罪嫌疑人是否应当被逮捕或者起诉。
在个体权利意识逐渐增强的今天，首创零口供、推行沉默权在中国的确是“惊世骇俗”。[2]对此，人们褒贬不一，持赞扬态度的人认为：零口供的推出是沉默权在我国实践中的运用，它对于遏制刑讯逼供，建立文明的侦查方式有积极的意义。持反对态度的人认为：创立零口供、推行沉默权是典型的“司法造法”，检察机关的行为僭越了立法权。不仅如此，笔者还认为零口供的推出不仅在法理上没有依据、与我国法律相违背，而且在实践中也收效甚微。
首先，零口供规则违反了法理。虽然有学者认为零口供的实施对于我国沉默权的推行和无罪推定的贯彻有积极的作用，但是零口供是不符合沉默权的设置机理的，而且是对沉默权的一种理解偏差。沉默权起源于英国，在谈论到它时人们总是会引用大主教圣克莱夫特的一句名言：“我有权拒绝回答任何可能使我自证其罪的问题。”[1]由此可见，沉默权不等于“不说话的权利”，沉默的限度是保障犯罪嫌疑人“不自证其罪”的权利的行使，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的范围在于侦查机关“有可能导致其自证有罪”的提问范围内，而在这一范围外，犯罪嫌疑人则没有沉默的权利。如果依据零口供规则将口供——主要是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视为零的话，那么犯罪嫌疑人的合法自白、自首等都在法律上得到排除，这与沉默权的基本精神是相背离的。
其次，零口供规则的推行于法律上没有依据，甚至与立法相背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我国法律规定了七种合法证据，在我国的证据制度下，口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辩解作为一种合法的证据形式存在，如果该口供是通过合法程序取得的具有合法形式的证据，无论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还是无罪供述都可以作为证据使用。零口供规则的实行，排除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这种法定的证据，这是与我国法律相违背的。（2）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不以被告人的供述为前提。[3]零口供规则是对这一规定的曲解，这一法律规定并不是排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作为证据使用，只是说明仅仅有口供是不能定罪量刑的。而零口供是对这一原则的极端应用。由此可见，这种做法并不是在法律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打了一个擦边球[4]。
最后，零口供的实施并不能实现“立法者”保障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沉默权的目的。由于零口供仅仅适用于顺城区检察院的起诉科，其在适用上的限制，会导致同一犯罪嫌疑人和不同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不平衡。首先对于同一犯罪嫌疑人来讲，在侦查以及审判阶段不享有沉默权，仅在起诉阶段享有沉默权，我们不禁要问：人权的保障要分阶段吗？其次对于不同犯罪嫌疑人来讲，仅仅“该院该科”承办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那么其他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就没有必要保护吗？人权的保障在一个统一国家内还要分地域吗？
二、评“提前介入”
近年来，出于加强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力度与“证据把关”或取证指导的动机，再加上我国历来有侦检联合办案的传统，以及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过程中的请示、咨询行为，“提前介入”作为一种工作方式在一些检察机关应运而生。所谓“提前介入”是指检察机关在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和移送起诉之前直接参与某些刑事案件的侦查活动。不可否认，“提前介入”这一方式，使侦查监督由静态监督转向动态监督，对于加快办案速度，防止和纠正违法侦查活动，提高办案质量，防止错捕错诉等具有一定的诉讼价值。[2]但是，我们认为检察机关介入刑事案件侦查活动不仅在法律上和理论上难以立足，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常常脱离轨道，与设计者的预想相去甚远。
首先，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活动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翻阅我国法律有关规定，不难发现，“提前介入”缺乏刑事诉讼法的程序性保障是不争的事实。在我国刑事司法体系中，并未象其它大陆法系国家那样规定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有指挥权[5]，而是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相互独立，各自行使侦查、起诉职能，检察机关虽然对侦查活动有监督的权力，但这种监督只能是事后监督，而不能为了所谓“效果”[6]想当然地突破法律搞“同步监督”或“事前监督”。另外，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常常使自己既是侦查权的行使者，又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和审查。在这一情况下，检察机关既充当了案件的“当事人”，又是案件的“审判者”，这样做是有违“任何人不能担任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一自然正义法则的。
其次，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会导致侦查过程中的不平衡。众所周知，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侦查过程中针对犯罪嫌疑人所实施的侦查活动一般要经过法院或者法官的合法授权或审查，即建立对侦查活动的司法审查机制，以弥补辩方的“先天不足”，增强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可能性，促进程序公正。而在我国的刑事侦查中，只有侦查活动的实施者和犯罪嫌疑人两方的参与。因此从本质上来讲，我国的刑事侦查是缺乏平等性和对抗性的。据此，有学者认为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刑事侦查，由检察机关实现对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从而实现侦查过程中的两方对抗。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侦查机关的活动和检察机关的活动具有承接性，侦查的目的是为检察机关追究犯罪提供相关证据促进刑事诉讼向着有利于控诉的方向发展。因此检察机关介入刑事侦查之后，经常会产生两机关联合办案、协同作战的结局。故在这种侦检一体化倾向中，欲使非中立的检察机关通过“事前监督”来达到侦查过程中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格局是不可能的，而只会对犯罪嫌疑人的利益保障不力和加剧双方力量的不均衡。
最后，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在实践中难免碰到无法解决的问题，因而缺乏可行性。第一，检察机关何时介入侦查？是在侦查机关刚刚开始侦查时介入，还是在侦查机关对案件的侦查已经基本成型，仅仅需要对基本证据进行补强时才介入呢？这不仅在实践中难免会发生争议，而且易产生混乱。假如检察机关不适时地介入了侦查活动而不受公安机关欢迎甚至遭到抵触怎么办？第二，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难以协调。检察机关是以监督者身份还是以协助者身份介入侦查？介入侦查之后，检察机关起协助侦查作用还是监督作用？抑或是指导作用？如果发生了分歧二者关系如何协调，是由检察机关还是侦查机关决定？这恐怕是提倡提前介入的人难以回答的。其实，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基本上还是我行我素，检察机关的提前介入根本没起到积极的作用。另外，如果在侦查过程中出现了错误，应当由谁承担责任？从理论上讲，应由侦查活动的实施者承担责任。然而，谁是实施者？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互相推诿并非不可能发生。这恐怕也是提前介入难以推行的一个重要障碍。
三、不起诉能否听证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银行科技发展奖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银行科技发展奖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银发〔2002〕262号
中国人民银行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各政策性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 现将《银行科技发展奖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附件 银行科技发展奖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进一步调动银行业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奖励在银行业科技创新中做出重要贡献的集体和个人，促进银行业科技的快速发展，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银行科技发展奖评奖范围主要包括：人民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及其企业的科技创新项目。
第三条银行科技发展奖实行按项目（成果）评奖的方式，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以申报银行科技发展奖： （一）银行电子化、信息化应用开发和研究成果。 （二）票币印制行业和金融专用机具研究成果，包括新产品、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计、新方法等。 （三）技术基础成果，包括银行标准、科技情报、科技档案等。 （四）有一定创新和发展、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的理论研究成果。 （五）为决策科技化与管理现代化服务的软科学研究成果中，取得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项目。
第四条对获得银行科技发展奖的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和主要完成人，按照本办法规定给予相应的精神和物质奖励。
第二章申报奖励的条件及等级标准
第五条申报银行科技发展奖的成果必须是前一年经科技成果鉴定（定型）的项目，具有中国人民银行文件规定的鉴定证书，同时各类成果必须具备如下相应条件： （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必须是国内首创或本行业先进，并经过实践证明具有明显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二）理论研究成果和软科学研究成果必须在全国性的或国外学术刊物刊登一年以上并经实践验证取得显著效果。 （三）各类标准应在正式公布试行一年以后，经实践证明使用情况及效果良好。
第六条重大成套项目或系统工程项目申报银行科技发展奖，应包括该项目的子项。若某一子项成果确实水平很高，技术难度很大，并具有广泛应用性，在不影响总项目获奖的情况下，并征得总项目主持者同意之后，可单独申报银行科技发展奖。但在重大系统工程项目申报奖励时，应写明其中的某子项已于何年何月申报或获得何等级奖励；对该重大项目的评审，应除去单独获奖子项的技术内容，单独获奖的子项不再分享总项目的荣誉和奖金。
第七条同类项目（包括技术上基本相同的系列及派生系列产品）或同类技术，不允许重复获奖。如在原有技术上确有新发明，使原有项目技术水平显著提高并取得重大经济效益，新发明可申报奖励。
第八条申报银行科技发展奖的项目必须是没有争议的或争议已被排除的项目。
第九条银行科技发展奖的奖励等级为：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四个等级。 特等奖项目应为科学技术水平很高，社会经济效益特别显著，具有特别重大作用意义的项目。 一等奖项目应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对促进金融进步具有重大作用，经实践验证有重大经济或社会效益。 二等奖项目应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技术难度较大，对促进金融行业科学进步具有较大作用，经实践验证有较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三等奖项目应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有一定技术难度，对促进银行行业科技进步有一定作用，经实践证明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第十条银行科技发展奖的奖励标准为：特等奖奖金68000-75000元，一等奖奖金35000-42000元，二等奖奖金20000-28000元，三等奖奖金8000-12000元(今后随国家科技进步奖奖金的变化而调整)。奖金由获奖项目的主管单位在利润留成、事业费、奖励费用或费用预算中列支。所有获奖项目均由中国人民银行发放奖状和证书。
第三章申报程序
第十一条银行科技发展奖项目的申报程序，原则上按任务来源的隶属关系逐级上报，自选项目按其行政隶属关系逐级上报。共同完成项目由第一完成单位组织其他单位联合申报。
第十二条银行科技发展奖的审批程序分为初审和复审两个阶段。各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科技（电脑）部，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及印钞造币总公司均为初审部门。初审合格后，方可报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组织复审。 初审部门应完成下列初审工作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一）审查申报项目是否符合科技发展奖励范围。 （二）审查申报的申报资料是否齐备、主要完成人员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三）对申报项目的实质性内容如有疑问须弄清楚，必要时可进行实地考察或采取其他形式的调配研究。
第十三条申报银行科技发展奖，需填写《银行科技发展奖申报书》，并附以下材料： （一）科技成果鉴定证书； （二）已获经济效益证明（有财务公章的证明）； （三）用户使用或社会效益证明； （四）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 （五）主要完成人员情况表； （六）科技技术总结报告。 《银行科技发展奖申报书》及其他附件一式五份以上（申报特等奖10份，一等奖7份，二等奖6份，三等奖5份），附件按上述顺序排列，与申报书一并装订成册。
第十四条每年1月15日（以邮戳为准）为基层单位向初审部门申报截止时间，3月15日（以邮戳为准）为初审部门向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报送截止时间，过时不予受理。
第十五条凡申报银行科技发展奖三等奖、二等奖、一等奖、特等奖的项目，应交纳的评审费分别为：200元、300元、500元、1000元(其中：初审费占40%，复审费占60%)。初审部门在受理申报科技发展奖项目的同时，应负责收费，然后将初审符合条件的项目和复审费一并交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 第四章评审机构
第十六条银行科技发展奖复审采取会议评审制。评审机构由银行科技发展奖评审领导小组及其领导下的电子化评审委员会及银行科技发展奖印制评审委员会组成。评审委员会下设若干专业评审组。
第十七条评审领导小组由中国人民银行分管科技工作的行领导、科技司、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和各政策性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交通银行科技部门的负责人组成，日常办事机构设在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评审领导小组主要任务是：审定银行科技发展奖奖励政策；审批银行科技发展奖授奖项目，投票表决一等奖；协调处理奖励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特等奖项目须经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审批。
第十八条银行电子化和印制评审委员会由有关部门领导及行业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的任务是：组织领导本评委会所属各专业组的评审工作；确定本评委会所属各专业的奖励数额；评审特等奖、一等奖项目；批准二等、三等奖项目；向评审领导小组推荐申报国家科技进步奖项目。
第十九条专业评审组由本专业若干专家组成。其主要任务是：负责评审本专业范围内的二、三等奖项目；向评委会推荐特等、一等奖项目。
第二十条各级评审机构成员，由中国人民银行聘任，聘任期为三年。各级评审机构及其成员应本着科学、公正、独立的原则行使评审权利，并对评审结果负责。各级评审机构成员具备以下条件： (一)在本专业科技方面有较深造诣，在国内同行中水平较高，具有高中级职称，并熟悉本专业国内外现状。 (二)热心并能积极参与科技奖励工作，严格掌握标准，秉公办事。 (三)对申报和评审项目的技术内容保守秘密。 (四)如果评审人员为项目完成人，在讨论和表决该项目时，应予回避。 第五章主要完成人及主要完成单位
第二十一条申报评奖项目应注明项目的主要完成人和主要完成单位。主要完成人是指对该项目的完成做出创造性贡献的主要人员。具备下列基本条件之一者可作为申报项目的主要完成人： (一)提出和确定项目总体方案设计。 (二)在研制过程中直接参与解决技术关键和疑难问题。 (三)直接参与并解决在投产、应用和推广过程中的主要技术难点。 各级行政管理人员一般不作为主要完成人，如确曾参加了某项课题的研究，并符合主要完成人条件，亦可定为该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之一参加申报银行科技发展奖，但在申报书内应附详细书面材料，如实说明其所作的技术贡献；处级以上（含处级）的行政管理人员的材料需由本项目负责人证明，领导签字，方可生效。
第二十二条主要完成单位是指项目主要完成人所在的基层单位，是在科技成果的研制、推广应用过程中提供物质、经费、技术等条件，对该项目的完成起到重要作用的单位。各级行政部门原则上不应作为主要完成单位。
第二十三条主要完成人数限额为：特等奖不多于30人；一等奖不多于15人；二等奖不多于9人；三等奖不多于5人。 主要完成人及单位按贡献大小排列。对主要完成单位授予奖状，对主要完成人授予个人荣誉证书。荣获银行科技发展奖项目的主要完成人的事迹应记入本人档案，作为考核、晋级、技术职务聘任的重要依据之一。
第二十四条获奖项目的奖金应按贡献大小分配，主要完成人所得奖金应占奖金总额的百分之五十到七十。
第二十五条获奖项目奖金不重复发放，已获奖项目，如又获得上一级的奖励，只补发奖金差额部分，扣除部分作为科技成果奖励基金，不得挪作他用。
第六章附则
第二十六条获奖项目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公布（保密项目内部公布），不设争议期。未获奖项目不通告，材料不退回。
第二十七条在科技成果管理中，各级银行部门都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树立国家、民族利益第一和尊重他人劳动的职业道德风尚，提倡社会主义大协作，反对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等不良倾向。对科技成果在研制或申报中弄虚作假、剽窃他人劳动成果的行为，应进行批评教育，追回奖金、撤销奖励。情节恶劣者，应给予必要的处分。对压制破坏科技成果上报、评奖者，应予严肃处理。
第二十八条向中国人民银行申报奖励的项目，不得同时向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有关部门和国务院其他部委申报。
第二十九条本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解释。
第三十条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