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理解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的“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问题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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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理解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的“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问题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理解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的“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问题的批复
(2000年6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21次会议通过)
法释〔2000〕22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理解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的“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问题的批复》已于2000年6月3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21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0年7月27日起施行。
二０００年七月二十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新高法〔1998〕193号《关于对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的规定应如何理解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本人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或者挪用人以个人名义将所挪用的资金借给其他自然人和单位，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此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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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确理解和适用合同法的几个关键环节，做好公司法律风险防范，河南成务律师事务所的戚谦律师现就合同法律风险防范技巧的实务所存在的疑难问题逐一解读，以飨大家。
▲戚谦合同法律风险防范技巧•合同订立系列之二
合同形式（书面、口头或其他形式）的认定
一、合同的形式种类
对于合同的形式，《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1、所谓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
★公报案例：
会议纪要属于合同的书面形式以及能作为确定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依据。会议纪要可以作为合同附件看待，可以归入《合同法》第11条规定的“等”的范畴。
“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就有关事项协商所形成的《会议纪要》可以作为确定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意见精选》第188页，参见：程新文：《法人共同侵权行为的认定与处理——上海新华房地产发展公司、上海仲义建设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申马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通海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上海莘闵房地产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房地(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闵行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一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4）沪高民一初字第1号；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一终字第42号民事判决书）
2、口头形式是指当事人面对面地谈话或者以通讯设备如电话交谈达成协议。 除了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合同还可以其他形式成立。
3、至于“其他形式”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明确规定：“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其他形式”的法律依据
1、《合同法》
第三十六条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
通说认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在未采用书面形式之前，应当推定合同不成立。如果合同已经履行，就应当认定合同成立。——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江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精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第三十七条 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链接：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
“书面形式应当采用，但并不绝对，关键在于是否形成了合意。而且，不同的形式之间如果有交叉、混合，还要结合《合同法》第36、37条的规定来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P23
★需要注意的是：适用《合同法》第37条规定必须具备三个要件：一是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二是一方当事人没有签字或者盖章，三是没有签字或者盖章的一方当事人已经履行主要义务（而非权利）。
第二百一十五条 租赁期限六个月以上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的，视为不定期租赁。
第二十二条 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
所谓以行为承诺，如果要约人对承诺方式没有特定要求，承诺可以明确表示，也可由受要约人的行为来推断。所谓的行为通常是指履行的行为，比如预付价款、装运货物或在工地上开始工作等。如甲写信向乙借款，乙未写回信但直接将借款寄来。
但是，如果没有事先的约定，也没有习惯做法，而仅仅由要约人在要约中规定如果不答复就视为承诺是不行的。《国际商事通则》在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上举了两个例子，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其一：甲和乙之间的供酒合同12月31日到期，甲要求乙提出续展合同的条件。乙在其要约中规定“最晚在11月底以前，如果我方未收到你方的答复，我方将推定你方同意按上述条件续展合同”。甲发现乙所建议的条件均不可接受，因此未予答复。这样，当事人间未能达成新的合同，先前的合同到期失效。其二：在一项长期供酒协议中，乙惯常接受甲的订单不需要明确表示承诺。11月15日，为准备新年向乙订一大批货。乙既没有答复，也没有按要求的时间供货。此时乙违约了，因为根据当事人间业已建立的习惯做法，乙的缄默视同对甲的订单的承诺。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二条 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法律另有规定”：借款人合同、融资租赁合同、技术开发合同、技术转让合同等；保证合同、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公报案例：
“当事人之间虽不存在书面合同形式，但双方之间发生的以施工为内容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客观存在的，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内容，因此，它们之间存在事实上的法律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1999）民终字第130号民事判决书（《内蒙古包头稀土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内蒙古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与包头润华永庆建筑公司、包头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结算纠纷上诉案》）
3、其他形式的合同，即默示的民事行为是通过行为来表达的。
（1）对于默示的积极行为，适用于广泛的民事活动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6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提出民事权利的要求，对方未用语言或文字明确表示意见，但其行为表明已接受的，可以认定为默示。不作为的默示只有在法律有规定或当事人双方有约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
《合同法》第22条规定：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 第三十七条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
（2）对于默示的消极行为，《民法通则》第66条规定，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合同法》第47、48条关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与无权代理订立合同中，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那日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
4、其他形式的合同也存在要约和承诺，此外，当事人通过履行行为改变约定也时有发生。例如，当事人约定合同经公证后生效，但事实上双方当事人在没有送去公证的情况下已经开始履行合同。
5、实践中，要注意把握其他形式与合同成立的关系。至于合同是否成立，取决于双方当事人从事的行为能否表明达成了合意，即对合同主要条款（当事人名称或姓名、标的和数量）达成一致意见。如果从双方的行为能够推定出合同主要内容或者说能够推定出合同主要条款，能够推定出要约和承诺的，应该视为合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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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当前的对敌斗争中审判工作的任务
1962年1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
根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的指示和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所确定的政法工作的方针、任务，现就当前对敌斗争中的审判工作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一、当前国内的政治形势，总的说来是好的。随着国家整个经济形势的好转，社会治安情况去年比前年好，今年又比去年好。但是，只要国内还有阶级存在，国际上还有帝国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阶级斗争就不会停止。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曾经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对敌斗争是阶级斗争最尖锐的方面，反革命分子及其他重大刑事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也总是循着时起时伏的规律变化的，尽管敌人的力量愈来愈弱，但他们是不甘心死亡的，总是要乘机进行破坏的。因此，作为国家专政机关之一的人民法院，对于同反革命分子和其他重大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就必须有长期的思想准备和力量准备。
今年以来，特别是6、7月美蒋妄图进行军事冒险期间，反革命案件有所上升。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暗藏在机关、学校、企业内部而进行作案的反革命分子。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决定，要在今冬和明年给反革命分子几次严厉的打击。各级人民法院必须加强审判工作，同一切进行现行破坏的反革命分子作严肃的斗争，适时有力地惩办他们的破坏活动。当然，反革命案件的多或少，也还存在地区上的差别。在沿边、沿海、铁路沿线、大中城市和一部分情况比较复杂的地区，反革命活动是比较猖獗的，反革命案件就多些，有的地方这类案件还不多，有的甚至还没有反革命案件。在那些反革命案件不多或者现在还没有反革命案件的地区，人民法院也决不能有任何轻敌麻痹思想，仍然要提高警惕，注视敌情的变化，随时准备打击敌人；另一方面，也要注意防止夸大敌情，误我为敌的现象发生。
重大刑事犯罪分子，对于社会治安和人民生命财产也有严重的破坏性。他们的活动，又往往与反革命的破坏相呼应。各级人民法院，特别是大中城市的人民法院，在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的同时，还必须着重打击那些重大的刑事犯罪分子，以保障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及社会秩序的稳定。二、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审判工作在执行政策中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在同现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中，仍须坚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原则。对于进行各种现行破坏，情节严重的反革命分子，必须从严惩办，在量刑上要依法从重；对那些罪行较轻，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依法从轻处刑，有的也可判处管制或作其他处理。
在当前的反革命案件中，有一部分是老牌的反革命分子。其中有些是受海外敌人的派遣或指示，有计划、有目的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的；有的是潜伏的敌特分子，他们有反革命经验，进行着隐蔽的诡密的活动，是一些毒性最烈的暗箭；还有一些是经过宽大处理后的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分子，他们对当前的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或者与敌特挂上了勾，就迫不及待的露头活动。这些人大多数是坚决与我为敌，难于改造的分子。对于他们的处理，就要依法从重处刑；但对其中投案自首的、有立功表现的分子，可以视其情节从宽处理，以利于分化瓦解敌人。
新的反革命分子，在当前的反革命案件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中有些是从反革命阶级基础中滋生出来的，有的是劳动人民蜕化变质的。他们的犯罪原因尽管是各种各样，但其目的都是反对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从而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的。人民法院对这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决不能因为他们没有历史反革命罪行，或者没有发现他们同敌特有组织联系，就不当作反革命处理。但由于这些案件的情况更为复杂，在处理上就更需要慎重，深入调查研究，具体分析。对那些罪行严重的、坚决的反革命分子，要依法从重惩办；对其中罪行较轻，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依法从轻处刑；对劳动人民和青、少年，因一时误入歧途，有过一些反革命言论和行动的，应当从宽处理，如果情节轻微，并确有悔改表现的，也可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
对于案件性质的认定，必须具有明确的阶级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根据案件事实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注意当前的特点。在过去一个时期，有些案件，看来好象是敌我矛盾，但实质上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由于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民主生活都有很大程度的好转和改进，在最困难时期存在的许多问题已基本解决，上述貌似敌我矛盾，实际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情况已有所减少，许多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却在利用人民内部矛盾而进行破坏活动，我们在处理案件时，就决不能只看现象忽视本质而误敌为我。当然，也不要把在阶级斗争中反映出来的一些人民内部问题，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总之，处理案件绝不要只根据表面现象作判断；一定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我们知道，反革命犯罪，是具有反革命目的的，否则就不应认定其为反革命性质。例如反动谣言案件，如被告人为了与美蒋的反动宣传相呼应，制造或有意传播各种谣言，进行煽惑鼓动的，应属于反革命性质；如果是人民群众由于对当前复杂的形势缺乏了解，没有看清楚敌人的阴谋，以假当真，因而传播了一些反动谣言，甚至作了某些夸大渲染，则不能认定为反革命犯罪。再如反动匿名信问题，如被告人是进行政治性的诽谤、造谣、诬蔑或恫吓等，应属于反革命性质；如果个别领导干部违反党中央的政策，又缺乏民主，人民群众因不满而写了一些过激言词，对个别领导人进行攻击，甚至某些情节还不符合事实，则不能认定为反革命犯罪。政治性的集团案件，情况更为复杂，反革命集团必须是有组织和具有反革命目的的集团犯罪；至于某些青年，由于幼稚无知而组织起来的落后小集团，他们有的也提一些政治性的主张，如果他们不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则不应认定为反革命性质。以上几种情况，前者要用专政手段对待；后者主要是说服解释和批评教育问题，只是对其中少数对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后果的，可以进行行政处理或其他适当的办法处理。对于究竟是敌我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性质一时难于确定的案件，可以暂时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如果发现新的证据，证明确系敌人破坏再重新处理。
对现代修正主义分子中进行颠覆破坏活动或进行特务活动的，必须依法处理。由于这是目前出现的新问题，我们还缺乏经验，对这类案件的处理，应当请示省、市、自治区党委或中央核准。2．在当前的对敌斗争中，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杀人犯、抢劫犯、强奸犯、大盗窃犯、大贪污犯、各种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及惯盗、惯窃、惯骗分子等，也是打击点，必须依法从重惩办，个别的甚至要判处死刑。同时也要注意，在普通刑事案件中，大量的还是那些罪行不十分严重，情节比较轻微的犯罪。这些犯罪，一般的说也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也影响社会治安，有的很容易被反、坏分子所利用，也必须认真、及时地予以处理，防止他们继续发展。但在处理时一般应当从轻。情节轻微的，可以免予刑事处分。
3．在保证社会安全的前提下，还应当继续贯彻执行少捕、少杀、少管制的政策。要本着不可轻易杀人，不可不杀，但不可多杀的原则，对于那些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重大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要坚决杀掉；但死刑要加以严格控制，对于那些罪该处死，还不是非杀不可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可杀可不杀的一律坚决不杀。对于那些应该判刑、必须判刑的罪犯，要坚决依法判处；但犯罪情节比较轻微，用其他办法处理也可收到教育改造效果，群众意见不大的，就不要判刑。对管制案件也要控制，在一般地区，被管制的人数也要比过去少，并且要认真审理，依法判决。三、在当前的对敌斗争中，为了更好的完成审判任务，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1．切实领会这次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的精神，全面安排工作。各级人民法院要组织全体审判人员，认真学习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的有关文件，正确认识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明确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切实领会中央指导阶级斗争的方针、政策，注意防止轻敌麻痹思想。随时注意与兄弟部门互通情报，了解本地区的敌情、社情，并对本地区的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根据当地党委的统一部署，把打击现行反革命的斗争和法院的日常工作、把刑事审判和民事审判工作，作一个全面安排。基层人民法院还要注意加强人民法庭的活动，使大量的民事纠纷能够及时得到解决，并要协同兄弟部门及时处理一般的违法犯罪案件，以便法院能够腾出必需的力量，正确及时的处理反革命案件和重大刑事犯罪案件。
2．对一切现行破坏案件必须在保证正确的前提下及时处理。对于现行反革命案件和其他重大的刑事犯罪案件，要强调及时惩处，这是因为：可以及时揭露敌人的罪恶活动，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可以教育群众，鼓舞群众斗志，有利于对敌斗争；可以及早分化瓦解敌人，促使一些不很坚决的反、坏分子悬崖勒马。但是，不能因为强调及时，就可以对案件草率处理。一定要在保证案件质量的前提下强调及时。第一，案情必须查证确实。这是适用政策和法律的根据，不能马虎。对确定犯罪事实的决定性和关键性的问题，必须核查清楚；某些次要问题，如果影响主要事实的认定，也要查清。第二，法律规定的制度、程序必须履行。正确、合法和及时是一致的，不能离开正确、合法单纯强调及时。
3．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我们在审判工作上的群众路线的经验是丰富的。各地人民法院在当前的对敌斗争中必须继续坚持群众路线，把案件办好。尤其在核实案情的工作上，必须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核对证据材料，把事实情节搞清楚，这是审判案件的基础工作。在群众中调查核对事实，要注意不同的意见，一切材料都必须归卷，并且要经过认真研究。审判人员对材料所作的肯定或者否定的论断，也要记入案卷中，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4．通过审判活动进行政策、法律的宣传，对分化瓦解敌人，教育群众，有良好的作用。各地人民法院在这方面都有许多好的经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经验是在一定条件下选择典型案件召开一定规模的群众大会大张旗鼓的宣判处理，造成对敌斗争的声势，用以震慑敌人，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调动人民群众的斗争积极性。在今冬和明年的对敌斗争中，在那些反、坏分子活动比较猖狂的地区，主要是边沿地区、大中城市、铁路沿线及其他社会治安问题多的地区的人民法院，应当选择典型案件，经党委批准，协同兄弟部门采用上述方式，宣判处理一些罪犯，有力地打击敌人，教育群众。但要注意，这些案件，除了案情清楚，证据确凿以外，还应该是：现行破坏的反革命案件或有教育意义的重大刑事案件；罪恶大，民愤大的案件。对女犯、少年犯不要大张旗鼓处理，以免影响效果。
法院在提到群众大会上宣判处理的案件，事先一定要依法进行审判，履行各种必要的法律程序。不能以在大会上宣判处理代替公开审判。
5．上级人民法院要及时指导下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中级人民法院，特别是高级人民法院，应该派得力的干部深入到重点地区的基层人民法院，一面帮助工作，一面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件作为案例，及时发给下级人民法院参考，帮助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懂得在当前的对敌斗争中，如何区别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何正确执行党中央和国家的政策、法律，以及如何恰当的定罪量刑。并且要随时注意检查，把有益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及时向党委反映，并进行认真地研究总结，该推广的推广，该解决的解决。总结的内容，可以是某种类型案件，可以是某一个方面的斗争经验，也可以是全面的总结。总结经验必须实事求是，有什么总结什么，如实地反映工作中的实际情况，不得浮夸。但重点应该放在执行政策方面。如果发现漏判、错判案件，应该及时地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
6．坚决服从党的领导。法院对于反革命案件和重大刑事案件的处理，必须严格执行向党委的请示报告制度。除了按照规定报请党委审批案件外，还应该经常向党委反映情况和意见，定期报告工作，取得党委对审判工作的指示。
在对敌斗争中，法院与公安、检察部门，既要密切协作，也要认真执行法制上的分工负责和互相制约。协作和制约都是为了统一对敌，既准又狠的打击敌人。除了在审理过程中由于案情的发展需要逮捕人犯时，法院可以决定捕人外，人民法院决不能代替公安、检察机关逮捕人犯。对一切报批后未经检察院批准逮捕的案件，法院决不能当作“自诉”案件受理。法院在审判案件时，应当听取公安和检察机关的意见，以取得兄弟部门的监督。对于检察院起诉和公安部门移送的案件，如发现有问题也要及时提出，主动与他们商量解决；如果意见不能一致，就提请党委或上级法院决定。
▲戚谦合同法律风险防范技巧•合同订立系列之二
合同形式（书面、口头或其他形式）的认定
一、合同的形式种类
对于合同的形式，《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1、所谓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
★公报案例：
会议纪要属于合同的书面形式以及能作为确定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依据。会议纪要可以作为合同附件看待，可以归入《合同法》第11条规定的“等”的范畴。
“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就有关事项协商所形成的《会议纪要》可以作为确定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意见精选》第188页，参见：程新文：《法人共同侵权行为的认定与处理——上海新华房地产发展公司、上海仲义建设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申马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通海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上海莘闵房地产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房地(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闵行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一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4）沪高民一初字第1号；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一终字第42号民事判决书）
2、口头形式是指当事人面对面地谈话或者以通讯设备如电话交谈达成协议。 除了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合同还可以其他形式成立。
3、至于“其他形式”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明确规定：“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其他形式”的法律依据
1、《合同法》
第三十六条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
通说认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在未采用书面形式之前，应当推定合同不成立。如果合同已经履行，就应当认定合同成立。——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江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精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第三十七条 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链接：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
“书面形式应当采用，但并不绝对，关键在于是否形成了合意。而且，不同的形式之间如果有交叉、混合，还要结合《合同法》第36、37条的规定来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P23
★需要注意的是：适用《合同法》第37条规定必须具备三个要件：一是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二是一方当事人没有签字或者盖章，三是没有签字或者盖章的一方当事人已经履行主要义务（而非权利）。
第二百一十五条 租赁期限六个月以上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的，视为不定期租赁。
第二十二条 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
所谓以行为承诺，如果要约人对承诺方式没有特定要求，承诺可以明确表示，也可由受要约人的行为来推断。所谓的行为通常是指履行的行为，比如预付价款、装运货物或在工地上开始工作等。如甲写信向乙借款，乙未写回信但直接将借款寄来。
但是，如果没有事先的约定，也没有习惯做法，而仅仅由要约人在要约中规定如果不答复就视为承诺是不行的。《国际商事通则》在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上举了两个例子，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其一：甲和乙之间的供酒合同12月31日到期，甲要求乙提出续展合同的条件。乙在其要约中规定“最晚在11月底以前，如果我方未收到你方的答复，我方将推定你方同意按上述条件续展合同”。甲发现乙所建议的条件均不可接受，因此未予答复。这样，当事人间未能达成新的合同，先前的合同到期失效。其二：在一项长期供酒协议中，乙惯常接受甲的订单不需要明确表示承诺。11月15日，为准备新年向乙订一大批货。乙既没有答复，也没有按要求的时间供货。此时乙违约了，因为根据当事人间业已建立的习惯做法，乙的缄默视同对甲的订单的承诺。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二条 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法律另有规定”：借款人合同、融资租赁合同、技术开发合同、技术转让合同等；保证合同、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公报案例：
“当事人之间虽不存在书面合同形式，但双方之间发生的以施工为内容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客观存在的，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内容，因此，它们之间存在事实上的法律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1999）民终字第130号民事判决书（《内蒙古包头稀土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内蒙古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与包头润华永庆建筑公司、包头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结算纠纷上诉案》）
3、其他形式的合同，即默示的民事行为是通过行为来表达的。
（1）对于默示的积极行为，适用于广泛的民事活动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6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提出民事权利的要求，对方未用语言或文字明确表示意见，但其行为表明已接受的，可以认定为默示。不作为的默示只有在法律有规定或当事人双方有约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
《合同法》第22条规定：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 第三十七条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
（2）对于默示的消极行为，《民法通则》第66条规定，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合同法》第47、48条关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与无权代理订立合同中，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那日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
4、其他形式的合同也存在要约和承诺，此外，当事人通过履行行为改变约定也时有发生。例如，当事人约定合同经公证后生效，但事实上双方当事人在没有送去公证的情况下已经开始履行合同。
5、实践中，要注意把握其他形式与合同成立的关系。至于合同是否成立，取决于双方当事人从事的行为能否表明达成了合意，即对合同主要条款（当事人名称或姓名、标的和数量）达成一致意见。如果从双方的行为能够推定出合同主要内容或者说能够推定出合同主要条款，能够推定出要约和承诺的，应该视为合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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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当前的对敌斗争中审判工作的任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当前的对敌斗争中审判工作的任务
1962年1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
根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的指示和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所确定的政法工作的方针、任务，现就当前对敌斗争中的审判工作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一、当前国内的政治形势，总的说来是好的。随着国家整个经济形势的好转，社会治安情况去年比前年好，今年又比去年好。但是，只要国内还有阶级存在，国际上还有帝国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阶级斗争就不会停止。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曾经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对敌斗争是阶级斗争最尖锐的方面，反革命分子及其他重大刑事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也总是循着时起时伏的规律变化的，尽管敌人的力量愈来愈弱，但他们是不甘心死亡的，总是要乘机进行破坏的。因此，作为国家专政机关之一的人民法院，对于同反革命分子和其他重大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就必须有长期的思想准备和力量准备。
今年以来，特别是6、7月美蒋妄图进行军事冒险期间，反革命案件有所上升。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暗藏在机关、学校、企业内部而进行作案的反革命分子。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决定，要在今冬和明年给反革命分子几次严厉的打击。各级人民法院必须加强审判工作，同一切进行现行破坏的反革命分子作严肃的斗争，适时有力地惩办他们的破坏活动。当然，反革命案件的多或少，也还存在地区上的差别。在沿边、沿海、铁路沿线、大中城市和一部分情况比较复杂的地区，反革命活动是比较猖獗的，反革命案件就多些，有的地方这类案件还不多，有的甚至还没有反革命案件。在那些反革命案件不多或者现在还没有反革命案件的地区，人民法院也决不能有任何轻敌麻痹思想，仍然要提高警惕，注视敌情的变化，随时准备打击敌人；另一方面，也要注意防止夸大敌情，误我为敌的现象发生。
重大刑事犯罪分子，对于社会治安和人民生命财产也有严重的破坏性。他们的活动，又往往与反革命的破坏相呼应。各级人民法院，特别是大中城市的人民法院，在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的同时，还必须着重打击那些重大的刑事犯罪分子，以保障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及社会秩序的稳定。二、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审判工作在执行政策中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在同现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中，仍须坚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原则。对于进行各种现行破坏，情节严重的反革命分子，必须从严惩办，在量刑上要依法从重；对那些罪行较轻，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依法从轻处刑，有的也可判处管制或作其他处理。
在当前的反革命案件中，有一部分是老牌的反革命分子。其中有些是受海外敌人的派遣或指示，有计划、有目的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的；有的是潜伏的敌特分子，他们有反革命经验，进行着隐蔽的诡密的活动，是一些毒性最烈的暗箭；还有一些是经过宽大处理后的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分子，他们对当前的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或者与敌特挂上了勾，就迫不及待的露头活动。这些人大多数是坚决与我为敌，难于改造的分子。对于他们的处理，就要依法从重处刑；但对其中投案自首的、有立功表现的分子，可以视其情节从宽处理，以利于分化瓦解敌人。
新的反革命分子，在当前的反革命案件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中有些是从反革命阶级基础中滋生出来的，有的是劳动人民蜕化变质的。他们的犯罪原因尽管是各种各样，但其目的都是反对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从而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的。人民法院对这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决不能因为他们没有历史反革命罪行，或者没有发现他们同敌特有组织联系，就不当作反革命处理。但由于这些案件的情况更为复杂，在处理上就更需要慎重，深入调查研究，具体分析。对那些罪行严重的、坚决的反革命分子，要依法从重惩办；对其中罪行较轻，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依法从轻处刑；对劳动人民和青、少年，因一时误入歧途，有过一些反革命言论和行动的，应当从宽处理，如果情节轻微，并确有悔改表现的，也可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
对于案件性质的认定，必须具有明确的阶级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根据案件事实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注意当前的特点。在过去一个时期，有些案件，看来好象是敌我矛盾，但实质上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由于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民主生活都有很大程度的好转和改进，在最困难时期存在的许多问题已基本解决，上述貌似敌我矛盾，实际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情况已有所减少，许多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却在利用人民内部矛盾而进行破坏活动，我们在处理案件时，就决不能只看现象忽视本质而误敌为我。当然，也不要把在阶级斗争中反映出来的一些人民内部问题，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总之，处理案件绝不要只根据表面现象作判断；一定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我们知道，反革命犯罪，是具有反革命目的的，否则就不应认定其为反革命性质。例如反动谣言案件，如被告人为了与美蒋的反动宣传相呼应，制造或有意传播各种谣言，进行煽惑鼓动的，应属于反革命性质；如果是人民群众由于对当前复杂的形势缺乏了解，没有看清楚敌人的阴谋，以假当真，因而传播了一些反动谣言，甚至作了某些夸大渲染，则不能认定为反革命犯罪。再如反动匿名信问题，如被告人是进行政治性的诽谤、造谣、诬蔑或恫吓等，应属于反革命性质；如果个别领导干部违反党中央的政策，又缺乏民主，人民群众因不满而写了一些过激言词，对个别领导人进行攻击，甚至某些情节还不符合事实，则不能认定为反革命犯罪。政治性的集团案件，情况更为复杂，反革命集团必须是有组织和具有反革命目的的集团犯罪；至于某些青年，由于幼稚无知而组织起来的落后小集团，他们有的也提一些政治性的主张，如果他们不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则不应认定为反革命性质。以上几种情况，前者要用专政手段对待；后者主要是说服解释和批评教育问题，只是对其中少数对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后果的，可以进行行政处理或其他适当的办法处理。对于究竟是敌我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性质一时难于确定的案件，可以暂时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如果发现新的证据，证明确系敌人破坏再重新处理。
对现代修正主义分子中进行颠覆破坏活动或进行特务活动的，必须依法处理。由于这是目前出现的新问题，我们还缺乏经验，对这类案件的处理，应当请示省、市、自治区党委或中央核准。2．在当前的对敌斗争中，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杀人犯、抢劫犯、强奸犯、大盗窃犯、大贪污犯、各种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及惯盗、惯窃、惯骗分子等，也是打击点，必须依法从重惩办，个别的甚至要判处死刑。同时也要注意，在普通刑事案件中，大量的还是那些罪行不十分严重，情节比较轻微的犯罪。这些犯罪，一般的说也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也影响社会治安，有的很容易被反、坏分子所利用，也必须认真、及时地予以处理，防止他们继续发展。但在处理时一般应当从轻。情节轻微的，可以免予刑事处分。
3．在保证社会安全的前提下，还应当继续贯彻执行少捕、少杀、少管制的政策。要本着不可轻易杀人，不可不杀，但不可多杀的原则，对于那些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重大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要坚决杀掉；但死刑要加以严格控制，对于那些罪该处死，还不是非杀不可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可杀可不杀的一律坚决不杀。对于那些应该判刑、必须判刑的罪犯，要坚决依法判处；但犯罪情节比较轻微，用其他办法处理也可收到教育改造效果，群众意见不大的，就不要判刑。对管制案件也要控制，在一般地区，被管制的人数也要比过去少，并且要认真审理，依法判决。三、在当前的对敌斗争中，为了更好的完成审判任务，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1．切实领会这次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的精神，全面安排工作。各级人民法院要组织全体审判人员，认真学习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的有关文件，正确认识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明确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切实领会中央指导阶级斗争的方针、政策，注意防止轻敌麻痹思想。随时注意与兄弟部门互通情报，了解本地区的敌情、社情，并对本地区的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根据当地党委的统一部署，把打击现行反革命的斗争和法院的日常工作、把刑事审判和民事审判工作，作一个全面安排。基层人民法院还要注意加强人民法庭的活动，使大量的民事纠纷能够及时得到解决，并要协同兄弟部门及时处理一般的违法犯罪案件，以便法院能够腾出必需的力量，正确及时的处理反革命案件和重大刑事犯罪案件。
2．对一切现行破坏案件必须在保证正确的前提下及时处理。对于现行反革命案件和其他重大的刑事犯罪案件，要强调及时惩处，这是因为：可以及时揭露敌人的罪恶活动，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可以教育群众，鼓舞群众斗志，有利于对敌斗争；可以及早分化瓦解敌人，促使一些不很坚决的反、坏分子悬崖勒马。但是，不能因为强调及时，就可以对案件草率处理。一定要在保证案件质量的前提下强调及时。第一，案情必须查证确实。这是适用政策和法律的根据，不能马虎。对确定犯罪事实的决定性和关键性的问题，必须核查清楚；某些次要问题，如果影响主要事实的认定，也要查清。第二，法律规定的制度、程序必须履行。正确、合法和及时是一致的，不能离开正确、合法单纯强调及时。
3．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我们在审判工作上的群众路线的经验是丰富的。各地人民法院在当前的对敌斗争中必须继续坚持群众路线，把案件办好。尤其在核实案情的工作上，必须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核对证据材料，把事实情节搞清楚，这是审判案件的基础工作。在群众中调查核对事实，要注意不同的意见，一切材料都必须归卷，并且要经过认真研究。审判人员对材料所作的肯定或者否定的论断，也要记入案卷中，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4．通过审判活动进行政策、法律的宣传，对分化瓦解敌人，教育群众，有良好的作用。各地人民法院在这方面都有许多好的经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经验是在一定条件下选择典型案件召开一定规模的群众大会大张旗鼓的宣判处理，造成对敌斗争的声势，用以震慑敌人，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调动人民群众的斗争积极性。在今冬和明年的对敌斗争中，在那些反、坏分子活动比较猖狂的地区，主要是边沿地区、大中城市、铁路沿线及其他社会治安问题多的地区的人民法院，应当选择典型案件，经党委批准，协同兄弟部门采用上述方式，宣判处理一些罪犯，有力地打击敌人，教育群众。但要注意，这些案件，除了案情清楚，证据确凿以外，还应该是：现行破坏的反革命案件或有教育意义的重大刑事案件；罪恶大，民愤大的案件。对女犯、少年犯不要大张旗鼓处理，以免影响效果。
法院在提到群众大会上宣判处理的案件，事先一定要依法进行审判，履行各种必要的法律程序。不能以在大会上宣判处理代替公开审判。
5．上级人民法院要及时指导下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中级人民法院，特别是高级人民法院，应该派得力的干部深入到重点地区的基层人民法院，一面帮助工作，一面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件作为案例，及时发给下级人民法院参考，帮助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懂得在当前的对敌斗争中，如何区别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何正确执行党中央和国家的政策、法律，以及如何恰当的定罪量刑。并且要随时注意检查，把有益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及时向党委反映，并进行认真地研究总结，该推广的推广，该解决的解决。总结的内容，可以是某种类型案件，可以是某一个方面的斗争经验，也可以是全面的总结。总结经验必须实事求是，有什么总结什么，如实地反映工作中的实际情况，不得浮夸。但重点应该放在执行政策方面。如果发现漏判、错判案件，应该及时地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
6．坚决服从党的领导。法院对于反革命案件和重大刑事案件的处理，必须严格执行向党委的请示报告制度。除了按照规定报请党委审批案件外，还应该经常向党委反映情况和意见，定期报告工作，取得党委对审判工作的指示。
在对敌斗争中，法院与公安、检察部门，既要密切协作，也要认真执行法制上的分工负责和互相制约。协作和制约都是为了统一对敌，既准又狠的打击敌人。除了在审理过程中由于案情的发展需要逮捕人犯时，法院可以决定捕人外，人民法院决不能代替公安、检察机关逮捕人犯。对一切报批后未经检察院批准逮捕的案件，法院决不能当作“自诉”案件受理。法院在审判案件时，应当听取公安和检察机关的意见，以取得兄弟部门的监督。对于检察院起诉和公安部门移送的案件，如发现有问题也要及时提出，主动与他们商量解决；如果意见不能一致，就提请党委或上级法院决定。
